他对身边的宦官高力士说：“你跟着朕多年，还算忠心，但你要记住，赵高当年也是秦始皇信任的人，可秦始皇一死，他就变了。宦官不能掌权，更不能干预朝政，这是赵高用秦朝的灭亡换来的教训，朕却忘了，如今后悔也晚了！”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兵权旁落”的危险：“秦朝的赵高，不过是个宦官，却能调动军队、废立皇帝，为何？因为秦始皇把兵权、政权都交给了他信任的人，却没留下制约的办法。五代时期的节度使，就像一个个赵高，手里有兵，就敢反叛朝廷，这都是一个道理。”
他随后推行“杯酒释兵权”，将地方兵权收归中央，又设立“二府三司”，分割相权，还规定“宦官不得干预军政”，对大臣们说：“朕这么做，不是不信任你们，而是怕日后出现赵高那样的人，利用兵权作乱。秦朝因赵高而亡，五代因藩镇而乱，朕不能让宋朝重蹈覆辙！”
朱元璋出身贫苦，对贪官污吏、奸佞小人深恶痛绝。他称帝后，特意在宫中立下铁牌，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违者凌迟处死”，而这一规定的直接灵感，就来自赵高。
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明确写道：“秦之赵高，欺主罔上，谋危社稷，卒致天下大乱，此乃宦官干政之祸也。朕见前代宦官多有忠良者，然奸邪之辈亦不少，若使他们掌权，必如赵高之流，祸国殃民。故朕立铁牌，非不信任宦官，实乃防赵高之祸重演也。”
召集所有宦官训话：“你们记住，赵高当年就是因为多管闲事，才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峰，最后害了秦朝。你们所有人都记住，谁敢学赵高，死！”
雍正帝在位期间，设立军机处，加强君主集权，同时也重用宦官（如苏培盛），但对宦官的管控极为严格。
当他看到天幕中中赵高“指鹿为马”时：“赵高之恶，不在于他是宦官，而在于他‘欺君’——明明是鹿，却硬说是马，逼着大臣们站队，这是要架空皇帝、掌控朝政啊！”
他对军机处大臣说：“朕重用苏培盛等人，是因为他们办事麻利，但朕始终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与外臣勾结。赵高当年能得逞，就是因为胡亥昏庸，听之任之。朕若像胡亥那样，苏培盛也可能变成赵高；但朕若时刻清醒，他们就只能老老实实办事。”
明成祖靠“靖难之役”夺权，期间宦官曾为他传递情报，因此他继位后重用宦官（如郑和），但对宦官兵权严防死守。
朱棣：“朕派郑和下西洋，是让他宣示国威，并非让他掌兵；派宦官去各地巡查，也是让他们汇报民情，而非干预军政。赵高当年能调动军队，就是因为始皇让他掌了‘符玺令’，能代传军令——朕绝不会让宦官碰兵符，这是赵高用秦朝灭亡换来的规矩！”
天幕继续播放
【九、乾隆：盛世背后的“守旧者”
时代背景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位期间（1735-1799年），是清朝的“康乾盛世”顶峰，但此时世界正发生巨变——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美国宣布独立，法国爆发大革命，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而清朝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闭关锁国，固步自封。
核心罪行
1. 闭关锁国，隔绝中外交流：乾隆年间，清朝进一步加强海禁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处作为通商口岸（即“广州十三行”），严禁民间与外国通商，禁止西方传教士来华，也禁止华夏商人出海贸易。
这一政策导致华夏无法及时了解世界发展趋势，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技术、经济、思想逐渐落后于西方。
2. 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文化：乾隆时期是清朝文字狱最严重的阶段，据统计，乾隆朝文字狱多达130余起，远超康熙、雍正两朝总和。
凡是涉及“反清”“夷狄”“敏感历史”的书籍、文章，作者及其家属、刊刻者、收藏者均会被严惩，甚至满门抄斩。
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被销毁（如修《四库全书》时，销毁“违禁”书籍达3000余种、15万余册），思想文化领域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
3. 奢靡腐化，耗尽国库积蓄：乾隆自号“十全老人”，好大喜功，多次南巡（六次），每次南巡都耗费巨额钱财——沿途官员为讨好皇帝，大肆修建行宫、搜刮民财，导致国库空虚；
他还宠信大贪官和珅，和珅掌权20余年，贪污受贿的财产相当于清朝15年的财政收入，官场腐败之风盛行，清朝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
历史影响
- 对当时：闭关锁国导致华夏与世界脱节，西方列强已开始在全球扩张，而清朝对此毫无察觉；
文字狱压制了思想创新，科技、文化发展停滞；
国库空虚与官场腐败，引发了乾隆晚年的白莲教起义，清朝由盛转衰的趋势已无法逆转。
- 对后世：乾隆的守旧政策为近代华夏的屈辱史埋下伏笔——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因武器落后、思想僵化而惨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华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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