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雍正推行“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李隆基抚须称许：“朕开元初年，罢黜冗官、整顿吏治，为的是清除武后、中宗以来的官场积弊；胤禛把地方私征的‘火耗’收归国库，再用养廉银堵住官员贪腐的口子，既规范了财政，又整肃了官场，此乃‘标本兼治’的务实之策——比那些只会喊‘清官治国’的腐儒高明多了！”
对雍正完善奏折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掌控，认可：“朕设十道采访使监察地方，为的是让朝廷知地方实情；胤禛让官员直接给皇帝写奏折，绕开了中间的层层隐瞒，能快速抓住问题要害，这才是‘治官先治信息’的道理！”
开元时期的李隆基重视“君臣相得”（如重用姚崇、宋璟），对雍正严惩年羹尧、隆科多的做法极为不解：“年羹尧平定青海，隆科多拥立继位，皆是‘定策功臣’，如朕之姚崇、宋璟。有功则赏官晋爵，有过则贬官夺职，何必搞‘九十二条大罪’，把人往死里整？朕当年罢姚崇，也是好聚好散，为的是让群臣知‘君恩不绝’；胤禛如此对待功臣，只会让日后的能臣‘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办事——毕竟谁也不想‘鸟尽弓藏’！”
对雍正的文字狱，皱眉：“朕开元年间广开言路，让李白、杜甫等文人敢写敢说，才有了‘盛唐气象’；胤禛因几句诗、几篇文章就治人罪，把文人吓得‘不敢下笔、不敢开口’，朝堂只剩‘歌功颂德’之声，如何能发现政策的弊端？这不是‘治世’，是‘防民之口’！”
北宋
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奠定文官治国基础，重“宽仁治世”“财政规范”，对雍正的评价会侧重“治官”与“文治”的得失。
对雍正打击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赵 匡胤称：“朕杯酒释兵权，为的是防武将专权；胤禛除年、隆，为的是防权臣结党，皆是‘防乱于未然’——帝王治世，首忌‘权柄旁落’，此点胤禛与朕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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