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搞‘察举制’选人才，打破贵族世袭，这点和我‘任人唯贤’（哪怕是李建成旧部魏徵、降将尉迟敬德也重用）思路一致。但他重用外戚，卫青、霍去病虽能打，却开了‘外戚掌兵’的头；我用外戚（长孙无忌）却严格限制其权力，让他当宰相却不许干预兵权，临终前还安排褚遂良制衡他，就是怕重蹈汉朝外戚乱政的覆辙。
最难得的是他晚年能下‘轮台罪己诏’，和我晚年写《帝范》告诫太子‘勿以吾之故，轻天下士’一样，都是帝王的清醒。但他‘巫蛊之祸’杀太子，是因多疑和偏听；我‘玄武门之变’杀兄弟，是因自保和稳定朝局，论对家人的狠，咱俩不相上下，只是他把家事搞成了国祸，我却把家事变成了‘贞观之治’的开端——帝王行事，‘目的’和‘后果’得一样重要才行。”
唐玄宗李隆基：“朕开元年间，‘任姚崇、宋璟为相，励精图治，海内富实’，和刘彻早年‘用董仲舒、主父偃，罢黜百家、推行推恩令’一样，都是‘少年天子’的雄心壮志，想把王朝推向鼎盛，这点咱俩像得很。
他北击匈奴、通西域，朕也派王忠嗣、哥舒翰守边疆，把吐蕃、突厥打服，还让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把唐朝疆域扩到葱岭以西——‘扬国威于四方’的快感，朕比谁都懂。但他打了几十年仗，耗空了文景家底；朕早年打仗‘见好就收’，打完就和西域通商、发展生产，所以才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这是朕比他高明的地方。可惜啊，朕晚年糊涂，重用安禄山、杨国忠，搞出‘安史之乱’，和他晚年搞‘巫蛊之祸’一样，都是‘晚节不保’，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朕也重儒学，但更爱道学，还把《道德经》列为科举必考内容——思想这东西，没必要非搞‘一家独大’，兼容并包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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