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外戚卫青、霍去病，朕用外戚杨国忠，结果都栽了跟头——外戚能当助手，不能当靠山，这点咱俩都用教训验证了，可惜明白得太晚。
他下‘轮台罪己诏’后，还能安排霍光辅政，让汉朝平稳过渡到昭宣中兴；朕逃离长安后，连皇位都被儿子李亨（唐肃宗）夺走了，最后孤零零死在兴庆宫。说到底，帝王晚年不仅要‘认错’，还得‘放权放得明白’，他做到了，朕没做到——这点，朕得向他学。”
宋太祖赵匡胤：“刘彻靠‘推恩令’削诸侯，我靠‘杯酒释兵权’收武将权，都是为了防‘割据之乱’，但我比他温柔多了——他那法子看着软，实则把诸侯逼得‘食租税而已，不治民’，和圈养差不多；我给石守信、高怀德这些武将厚禄良田，让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既收了兵权，又保了君臣情分，还没落下‘卸磨杀驴’的名声，这才是‘帝王仁术’。
他重用卫青、霍去病，靠武将拓土开疆；我却‘重文抑武’，让文官当枢密使管军事，甚至规定‘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怕的就是唐末五代‘武将夺权’的乱局重演。结果呢？他的汉朝能把匈奴打跑，我的宋朝却打不过辽、西夏，连燕云十六州都收不回来——说到底，他敢放权给武将，是因为他能镇住场子（卫青、霍去病再厉害，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我不敢放权，是因为唐末五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教训太深刻，咱俩都是根据时代情况做选择，难分对错，只是他选了‘强兵’，我选了‘稳局’。
他‘盐铁官营’垄断财权，我也搞‘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管全国财政，都是为了把钱袋子攥在朝廷手里。
但他对商人太狠，‘算缗告缗’把富商逼得家破人亡，结果‘商路断绝，民不聊生’；
我对商人宽容，取消‘市籍’限制，鼓励海外贸易，宋朝的市舶司收入比唐朝多十倍，都城汴京‘昼夜不绝’，这就是‘强朝廷，弱百姓’和‘朝廷百姓共富’的区别。治国不能只盯着‘国库’，还得让民间有活力才行。
他‘独尊儒术’把思想管得太死，我也重儒学，但允许文人自由议论，甚至鼓励大臣‘与天子争是非’，所以宋朝出了包拯、范仲淹这样敢骂皇帝的直臣。他的儒学是‘统治工具’，我的儒学是‘治国伙伴’——帝王要靠思想统一人心，不是靠思想堵人的嘴，这点，他不如我想得透彻。”
宋高宗赵构：“朕在靖康之耻后南渡，建立南宋，和刘彻当年‘接手文景之治的烂摊子’（晚年动荡）一样，都是‘临危受命’，想守住祖宗的江山。但他有卫青、霍去病这样能‘封狼居胥’的名将，朕只有岳飞这样被冤杀的忠臣——不是朕不想北伐，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让朕不敢放权给武将（怕成唐末藩镇），这点他比朕幸运，生在一个能‘放心用将’的时代。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学统一思想；朕也靠儒学拢人心，让朱熹、程颐等理学家讲学，用‘忠孝节义’鼓励百姓抗金——儒学这东西，在乱世里是‘凝聚人心的黏合剂’，这点咱俩都懂。但他能用儒学‘外儒内法’，既拢人心又强集权；朕却只能用儒学‘安抚民心’，连对金议和都得靠‘儒学的妥协之道’找借口，说到底，他有‘拓土’的本钱，朕只有‘保命’的份，处境不同，对儒学的用法也不一样。
他‘推恩令’削诸侯，朕‘削藩镇’（平定李成、杨幺等叛乱），都是为了稳定内部。但他削诸侯靠‘软手段’，没流血就成功；朕削藩镇靠‘硬打仗’，打了十几年才稳住江南——他有汉朝的强盛家底，朕只有南宋的半壁江山，难度天差地别。
他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承认自己‘穷兵黩武’；朕晚年也后悔杀岳飞，却没勇气认错——帝王认错容易，但认错后可能引发朝局动荡（比如主战派反扑），这点他比朕有魄力，因为他有‘昭宣中兴’的底气，朕却只有‘和金保国’的无奈。要是朕有他那样的国力和名将，也想像他那样‘北击强敌，恢复故土’，可惜啊，时势不由人。”
明太祖朱元璋：“咱和刘彻，一个是‘承平天子’攒够家底折腾，一个是‘布衣皇帝’白手起家打拼，出身不一样，但‘抓权’的心思一样狠。他设中朝削丞相权，咱干脆废了丞相，让六部直接对咱负责；他用‘察举制’选儒生，咱用‘八股取士’框定思想——都是为了把朝堂、思想牢牢抓在手里，不让权力旁落。
他打匈奴、拓疆域，咱也派徐达、蓝玉北伐蒙古，把北元赶到漠北，还收复云南、辽东——‘驱逐外敌，统一疆土’，这是帝王的本分，咱比他做得更彻底（他没彻底灭匈奴，咱把元朝皇室赶出了中原）。但他打了几十年仗，把百姓逼得流亡；咱打完天下就‘轻徭薄赋’‘兴修水利’，还设‘养济院’养孤寡，因为咱是从底层爬上来的，知道‘百姓活不下去，江山就坐不稳’，这点他不如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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