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非他首创，但延续并强化），朕也靠儒学统一思想，不过他比朕会玩——朕用儒学是‘外儒内法’，靠严刑峻法撑着；他却让儒学和‘纳谏’‘民本’结合，既拢住了民心，又显得自己‘仁政’，比朕‘穷兵黩武’的名声好听多了。
他搞‘三省六部制’分权，朕设‘中朝’削丞相权，都是为了把权力攥在手里，但他比朕更懂‘制衡’——朕把权力都收归内朝，结果晚年出了江充这样的奸臣；他让中书省、门下省互相掐，自己坐收渔利，朝堂反而更稳，这点他比朕想得透彻。
他晚年打高句丽，和朕晚年打大宛一样，都是‘不服就打’，但他比朕会‘止损’——朕打大宛耗了三年，差点把国库掏空；他打高句丽没打赢，就及时撤军，没硬撑着死磕，比朕少了几分‘刚愎’。不过他下不了狠心废太子（李承乾谋反才废），最后立了懦弱的李治，给武则天篡权留了空子；朕当年直接废了刘据，立年幼的刘弗陵，还安排霍光辅政，比他在‘立储’上更果断。”
汉光武帝刘秀：“朕当年在昆阳之战以少胜多，靠的是‘谋略’而非蛮力；李世民在虎牢关以3000玄甲军破窦建德10万大军，也是‘以智取胜’，论‘临阵决断’，咱俩都算得上‘帅才’。
他登基后‘既往不咎’，重用李建成麾下的魏征、王珪，和朕当年招降赤眉军、善待降将一个思路，都是知道‘杀降不祥’，得靠‘安抚’稳住人心。但他搞‘玄武门之变’太血腥，朕平定天下时，除了必要的征伐，从不多杀无辜，更不会对自家人下狠手，这点他不如朕‘仁厚’。
他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让百姓‘衣食有余’，和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把官府土地借给流民耕种）一样，都是为了让乱世后的百姓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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