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中旬的广州，秘密情报组组织科的办公室里，阳光斜斜地照在堆满文件的桌面上。
陈默刚结束武汉任务的前期筹备会议，回到工位就看到一份厚厚的学员名单放在桌角，旁边压着一张便签，是同僚黎涛的字迹：“陈中尉，戴先生要的‘军校进步倾向学员初步筛查名单’，辛苦你整理一下，下午三点前要汇报。”
陈默拿起名单，心里微微诧异——这类名单整理本该是黎涛的本职工作，他却突然转交过来，而且距离汇报只剩不到三小时，时间格外紧张。
他没多想，翻开名单快速浏览，越看眉头越紧：名单上标注的“进步倾向”学员，有近十位的籍贯、学号与档案记录不符，甚至有三人早已因“思想合格”解除监控，却仍被标为“重点关注”；更关键的是，几份标注“疑似参与学运”的记录，没有任何时间、地点佐证，只有潦草的“有人举报”四个字。
这不是疏忽，是故意的错误。陈默心里瞬间明白——黎涛这是在刁难他。
自武汉任务任命公布后，黎涛就一直情绪低落，他和陈默同期进入情报组，却始终在组织科做基础整理工作，而陈默不仅获得戴笠赏识，还成了武汉任务负责人，嫉妒之下，便想用这份错误名单让他出丑。
若陈默没发现错误，按原名单汇报，戴笠定会因“信息不准确”斥责他；若他发现错误却公开指出，又会落下“指责同僚”的名声。
陈默放下名单，抬头看向斜对面的黎涛——他正假装整理文件，眼角却时不时瞟过来，眼神里带着一丝挑衅和不安。
陈默没有立刻去找他对峙，而是从抽屉里拿出军校学员的原始档案，开始逐份核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办公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陈默先修正籍贯、学号等基础错误，将已解除监控的学员从“重点关注”改为“已排除”；再针对“疑似参与学运”的记录，查阅近期的学运监控日志，为有佐证的记录补充时间、地点，对没有佐证的“有人举报”，标注“待核实”；最后，他在名单末尾加了一张“修正说明”，详细列出修改的条目及依据，却没有提及“黎涛提供的名单有误”，只写了“结合原始档案及监控日志修正补充”。
下午两点五十分，陈默将整理好的名单放进文件袋，走到黎涛工位前，语气平淡：“黎兄，名单我整理好了，下午汇报要用，一起过去？”
黎涛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陈默会主动邀请他，他看着陈默手里的文件袋，眼神闪烁：“我……我还有点事，你先去吧。”
“一起走，”陈默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份名单以你提供的原始资料为基础，汇报时也得有你在场，毕竟你对前期筛查更熟悉。”
这句话让黎涛浑身一僵，他没想到陈默不仅没揭穿他的错误，反而要在汇报时提及他的“功劳”。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点点头，拿起笔记本跟上。
汇报室里，戴笠坐在主位，老曾和几位科室负责人坐在两侧。
陈默将名单递过去，语气从容：“戴先生，这份进步倾向学员筛查名单，是以黎涛兄前期整理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结合学员档案和学运监控日志，修正了部分基础信息，补充了佐证材料，现在向您汇报。”
他没有直接念名单，而是先翻开“修正说明”：“首先，有三位学员因前期监控未发现异常，已解除关注，本次从重点名单中排除；其次，五位学员的籍贯、学号与档案不符，已修正；最后，两份‘疑似参与学运’的记录，因缺乏佐证，标注为‘待核实’，建议后续补充侦查。”
戴笠接过名单，快速翻阅，看到修正说明和补充的佐证材料，满意地点点头：“做得细致，信息准确最重要，模糊不清的记录就该标‘待核实’，不能凭猜测下结论。”
他抬头看向黎涛，“黎涛，前期筛查做得不错，基础资料很全，后续可以多向陈默学学，整理时多核对，多补充。”
黎涛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羞愧地低下头：“是，戴先生，我以后一定注意。”
汇报结束后，黎涛主动拦住陈默，声音低沉：“陈中尉，对不起，那份名单……是我故意标错的。”
陈默停下脚步，语气平和：“没事，可能你整理时太忙，没注意核对。以后有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不是忙，是我……” 黎涛咬了咬牙，终于说出心里话，“我嫉妒你，同期进来，你却比我做得好，我不服气，就想让你出丑，没想到你不仅没怪我，还在戴先生面前提我……”
“我们是同僚，”陈默拍了拍他的肩膀，“武汉任务虽然我是负责人，但以后整理资料、筛查信息，还得靠你帮忙。情报组人少事多，互相帮衬才能把工作做好，没必要争来争去。”
黎涛眼眶微红，用力点头：“谢谢你，陈中尉！以后你放心，整理资料的事交给我，保证不会再出这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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