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在柴房里找到那箱《蜀书》残卷时，魏兵正在隔壁院子里砸东西。木槌敲碎瓷器的脆响、士兵的哄笑、妇人的啜泣混在一起，像一把钝刀，反复割着他的耳膜。他蹲下身，用冻得发僵的手指拂去木箱上的蛛网，锁扣早已锈死，只能借着墙角的破斧劈开。
书卷散落在地的瞬间，一股陈旧的墨香混着霉味涌了出来。最上面的是建兴年间的户籍册，纸页薄脆如蝶翼，他小心翼翼地拾起，看见“南阳邓氏”“涿郡张氏”的字样——那是建安末年跟着先主入蜀的流民，如今他们的子孙，或许正在街头给魏兵牵马。
“沈大人还在忙这些？”一个戏谑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沈砚之抬头，看见谯周的门生李孚斜倚在门框上，手里把玩着一枚魏兵的铜印。“钟司徒说了，前朝文书留着无用，不如烧了干净。”
沈砚之没理他，只顾将散落的书卷拢回箱中。这些日子，他从官署搬到这间废弃的柴房，每天做的事就是抢救这些即将被销毁的旧档。刘禅降诏的那天，魏兵冲进尚书台，把几十年的典籍捆成垛，说要当柴烧。是他扑过去死死抱住，被打了几棍，才保住这一箱最紧要的残卷。
李孚嗤笑一声，抬脚碾过地上的一页《出师表》抄本。“沈大人，何必呢？汉祚早绝，这些纸留着，难道还能孵出个皇帝来？”他凑近几步，压低声音，“谯公说了，司徒府缺个校书郎，您要是肯把这些东西交出来，他保您……”
“滚。”沈砚之的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
李孚的脸僵了一下，随即冷笑：“敬酒不吃吃罚酒。您以为这些破烂能留多久？再过几日，洛阳来的官就要清城了，到时候别说书卷，您这把老骨头能不能保住，还两说呢。”说罢，他甩袖而去，临走时故意撞翻了墙角的水缸，冰冷的水漫过地面，浸湿了最底层的几卷书。
沈砚之连忙伸手去捞，指尖触到湿冷的纸页，忽然摸到一块硬物。他把书卷拆开，发现里面夹着半块玉佩，玉质温润，上面刻着“临州”二字——是苏临州的。那年太学结业，他们互赠信物，苏临州给了他这块家传的玉佩，他回赠了一支亲手刻的竹笛。竹笛后来在沓中巡查时丢了，玉佩却被他小心收在书里，藏了二十多年。
指腹摩挲着磨损的刻痕，沈砚之忽然想起苏临州十七岁的模样。那时他刚从军营回来，铠甲上还沾着南中蛮夷的血，却在太学门口等他，手里攥着两串糖葫芦，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砚之你看，南中平定了！”他举着糖葫芦转圈，阳光落在他年轻的脸上，亮得晃眼。
那时他们都信，只要君臣一心，总有一天能北定中原。
“咳咳……”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回忆，沈砚之捂住嘴，指缝间渗出血丝。自那日在宫门外淋了暴雨，他的肺就一直不好，近来更是夜夜咳得睡不着。他把玉佩贴身收好，继续整理书卷，忽然发现其中一卷是姜维的北伐日志。
纸页上满是行军途中的批注，大多是军情记录，却在不起眼的角落写着：“今日过五丈原，见丞相庙，香火断绝。百姓言，魏兵过境，尽毁祠宇。怆然。”字迹被水洇过，晕成一片浅墨，像未干的泪痕。
沈砚之想起延熙年间，姜维每次北伐归来，都会来尚书台找他。他总是穿着沾满尘土的战袍，坐在案前，一杯接一杯地喝冷茶，说沓中的风沙有多烈，说祁山的雪有多深，说他梦见丞相了，梦里丞相还在中军帐里推演兵法，鬓角的白发比雪还亮。
“砚之，你说我是不是错了？”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抓着沈砚之的手问，“丞相六出祁山，寸土未得；我九伐中原，反耗空了国库。或许……谯公说的是对的，偏安一隅，才是百姓之福？”
沈砚之当时没回答，只是给他续了杯茶。他知道，姜维比谁都清楚北伐的代价。沓中屯田的士兵，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转运粮草的民夫，十户里就有三户要卖儿鬻女。可他停不下来——就像诸葛亮停不下来一样。那不是执念，是刻在骨子里的“汉”字，是白帝城托孤时，先主攥着诸葛亮手腕说的“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信念这东西，一旦扎了根，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往土里钻。
柴房的门被推开，冷风卷着雪沫子灌进来。沈砚之抬头，看见一个穿着粗布袄的少年站在门口，冻得鼻尖通红。是苏临州的小儿子苏珩，才十二岁，绵竹战败后，被旧部藏在乡下，前日才找到这里。
“沈伯伯，”苏珩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递过来，“张婆婆给的麦饼，还热着。”
沈砚之接过饼，指尖触到少年冻裂的手，心里一紧。“怎么不在家待着？魏兵还在搜人。”
“我听说他们要烧书，”苏珩咬着唇，眼睛亮晶晶的，“爹爹说，这些书比命还重要。”他蹲下身，帮着捡散落的纸页，忽然指着其中一页问，“伯伯，这是《后出师表》吗？爹爹教我背过，‘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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