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日，西安城内钟鼓齐鸣，旌旗蔽空。
李自成身着戎装，登上高台，以“救民水火，吊民伐罪”之名，誓师东征，剑指大明心脏，北京！
誓师完毕，李自成的战争机器隆隆启动。
李自成自统北路主力，以权将军刘宗敏、制将军李岩等为佐助。
此路有战兵十二万，其中五万老营精锐，七万新附三边明军，辅以超过二十万民夫，携带如山粮秣器械，合计三十五万众，号称五十万，浩荡东出潼关，直扑山西。
同时，南路偏师在左营制将军刘芳亮、亳侯李过率领下，自河南怀庆府北上。
此路战兵五万，多为中原收编的明军，辅兵民夫十万，合计十五万人，号称三十万，策应主力，扫荡河北南部。
一路上，大顺军势如破竹。
正月二十三日，北路主力兵临平阳城下。
守将陈尚智紧闭城门，登城遥望，只见大顺军旌旗蔽日，营帐连绵，吓得面无人色。
他思来想去，觉得大明气数已尽，自己区区一城兵力，根本无力抵抗，索性大开城门，跪地投降。
二月初一，南路军攻陷了河南北部门户彰德府。
二月初六，北路主力三十五万大军云集太原城下，这座山西首府、军事重镇变得岌岌可危。
……
各地雪花般的告急文书、陷落塘报，几乎将通政司淹没，更压得紫禁城内的崇祯喘不过气。
连日来，平台召对、文华殿议事，皇帝与阁臣、部院大臣们愁眉相对，商议对策。
议来议去，无非老生常谈，急调各地兵马勤王，然而，能调的兵在哪里？
孙应元、黄得功二部从湖广调回后，分别被派往真定府和顺德府驻防。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否要调回关内，崇祯还是拿不定主意。
南方兵马，远水难救近火。
当然，在此过程中又有人议及南迁，但以光时亨为首的“忠义”之臣再次以“君王死社稷”、“宗庙陵寝在此”等大义名分激烈反对。
这些义正辞严的话语，像一道道枷锁，死死捆住了崇祯。
他性格里的优柔寡断与对身后名的顾虑，让他无法下定决心冲破这层“大义”的束缚。
最终，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龙椅上，看着殿内争论不休的大臣，眼神愈发黯淡，南迁之议，再次不了了之。
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时候，守城的话题总会被重新提起，而提及守城，便绕不开拱卫京师的最后力量，京营！
但每当崇祯追问京营的整顿状况，总督京营戎政的襄城伯李国桢便言辞含糊，避重就轻，只反复强调“臣正全力整饬营务，将士们士气可用，足以拱卫京师”云云……
崇祯看到李国桢的强做镇定的表情，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心中焦虑与日俱增，终于决定，必须亲眼看看这支拱卫京师的最后力量。
……
二月初六，崇祯早朝结束后，突然命令移驾京师北郊的京营大校场，要亲自检阅京营。
旨意来得猝不及防，襄城伯李国桢没时间做任何准备，他紧随着御驾，只觉后背的冷汗浸透了袍服，被寒风一吹，冻得刺骨。
他牙关忍不住发颤，却还要强撑着镇定，频频用眼角余光瞥向身旁的王承恩，这位提督京营的同僚，脸色也白得像张纸，双手紧紧攥着拂尘，指节泛白。
崇祯一身武弁服，端坐在阅兵高台之上，内阁辅臣们神情凝重肃立在他身后。
崇祯的眼神来回扫视着下方空阔的校场，脸色越来越黑，。
他已经等了很久，但校场上依旧人影稀疏，队列歪斜，喧哗与军官的呵斥声杂乱传来。
李国桢在一旁一边擦汗一边结结巴巴地解释“仓促集结”、“各部驻地分散”什么的，急的都快哭了。
半个多时辰后，京营终于集结完毕。
崇祯居高临下望去，一颗心瞬间如同坠入了冰窟，比这二月的寒风还要冰冷刺骨！
账面上应有十一万之众的京营，此刻站在校场上的，粗略看去，竟不足三万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缺额严重，而是形同空营了！
然而，除了这些，更令他怒火中烧的是眼前这支军队的状态。
队列最前排，约三四千人，衣甲齐整，旗帜鲜明，手中的刀枪在晦暗的天光下甚至能反光，火铳手队列前的鸟铳等武器也精良。
特别是靠右翼的一支约千余人的神枢营骑兵，人马精壮，队列整齐不少，隐隐有一股剽悍之气。
然而，越过这三四千充“门面”的，后面的景象便惨不忍睹了。
后排那黑压压一片近两万人的队伍，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难民集合。
他们大多面黄肌瘦，眼神麻木，身上号服破烂，甚至有人只穿着单薄的夹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阵型更是松散不堪，交头接耳者、甚至因寒冷而跺脚搓手者比比皆是，军官的喝骂声在这些人群中显得苍白无力。
这种前后的强烈对比，让崇祯觉得李国桢这群人，莫不是把他这个皇帝当成了可以随意糊弄的傻子或者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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