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沉默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愧疚：“是。当年郑钧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沈砚不认罪，案子结不了，你帮他写一份认罪口供’。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怕被调走，就答应了。口供里‘承认盗窃’‘承认杀人’的句子，都是郑钧让我写的，沈砚根本没说过那些话……”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下了《证词》，详细描述了当年代写口供的经过，最后签上名字，按了红手印。
与此同时，沈阳警方根据秦柏提供的线索，在邵廷家进行了二次搜查。民警在邵廷书房的书柜夹层里，找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正是邵廷当年塞给秦柏的那张，可能是秦柏扔在路边后，被路人捡到，送到了邵廷家。纸条上的字迹是邵廷的，写着：“沈砚案凶器在百货商店仓库角落，1983年我复查时见过，没敢说，怕被报复。”
程野接到消息后，立刻带队赶到呼兰县百货商店。商店已经重新装修过，但仓库还保持着1983年的样子。民警在仓库的角落，搬开一堆废弃的纸箱，发现了一把生锈的水果刀——刀身全长约15厘米，刀柄上有模糊的指纹。技术人员提取指纹后，与沈砚的指纹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不符；又与当年百货商店员工的指纹比对，最终确认是仓库管理员的指纹。仓库管理员回忆，1983年案发后，他在仓库角落捡到这把刀，怕惹麻烦，就没敢声张，没想到成了洗清沈砚冤屈的关键证据。
8月14日下午，程野和沈阳警方的梁铎一起，抱着厚厚的案卷，走进了沈阳市检察院的大门。检察院的走廊很安静，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每一步都很沉重。他们将《呼兰连环杀人案起诉意见书》及23项证据——包括主匕首、备用匕首、枪支、笔迹练习稿、邵廷的纸条、小李的《证词》等，一并交给了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办案人员翻看了案卷和证据，又核对了秦柏的供述，对程野和梁铎说：“证据链很完整，尤其是秦柏的供述和物证能完全对应，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沈砚案的新证据，也间接印证了秦柏作案动机的合理性，可以起诉。”
从检察院出来，梁铎拍着程野的肩膀：“总算没白费功夫，这起案子终于要画上句号了。”
程野点点头，拿出手机，给呼兰县局的老周打了个电话：“沈砚案的凶器找到了，小李也提供了证词，现在物证、人证都齐了，平反材料应该没问题了。”电话那头的老周声音里带着兴奋：“太好了！我这就把材料整理好，上报省厅！”
当天晚上，程野坐在返回呼兰的火车上。窗外的夜色渐浓，偶尔能看到远处村庄的灯光。他拿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写下：“秦柏的复仇是一场悲剧，他用暴力的方式寻求正义，最终毁了自己，也毁了四个家庭。但这场悲剧，也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执法的漏洞——刑讯逼供、伪造口供、证人作伪证，这些问题不仅制造了冤案，还引发了新的犯罪。作为警察，我们不仅要抓凶手，更要防止冤案的发生，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真正的正义。”
写完后，他合上笔记本，拿出秦柏给他的那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笑得灿烂，程野的心里突然一阵酸涩——如果1983年沈砚案能被认真调查，如果没有那些执法漏洞，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连环杀人案，秦柏和沈砚，或许能像照片上那样，过着平凡却安稳的生活。
火车继续向前行驶，夜色中的铁轨延伸向远方，像是在指引着正义的方向。程野知道，沈砚案的平反和秦柏案的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他相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而他能做的，就是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让更多的冤案得以昭雪，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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