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陈砚就站在了档案馆后门的台阶上。风还带着夜里芦苇荡的湿气,吹得他右肩伤口一阵发紧。他没穿外套,只在衬衫外搭了件旧夹克,领口磨了边,是姐姐生前送他的那一件。钥匙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金属冰凉,像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
他推开门,刷卡进了侧廊。监控摄像头转了个角度,扫过他半张脸。他知道这里有人盯着,但今天不一样。昨天的记忆回来了,那些被抹掉的、藏起来的画面,现在成了他走路的力气。他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他该往哪儿走。
地下库区B-7室在三层最里头,电梯停用多年,楼梯间灯泡坏了两个,剩下的一闪一闪,照得墙皮像在喘气。他一步步往下走,脚步声被水泥墙吸走大半,只剩鞋底摩擦台阶的沙沙声。空气闷,有纸张受潮的霉味,还有铁柜氧化后的腥气。
他拿出工作证插进读卡器。绿灯闪了一下,门锁咔哒响。门推开时带起一股陈年灰尘,扑在他脸上。他没躲,抬脚就进去。
屋里一排排铁架从地顶到天花板,上面堆满牛皮纸袋和硬壳档案盒。标签字迹褪色,有的用打字机打的,有的手写后又涂改过。他径直走向编号“L-04”的区域——那是九十年代市郊疗养所的归档区。姐姐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入职登记表上,日期是1998年3月,职位:护理员。表格背面贴着她的照片,年轻,短发,护士帽戴得端正,眼神安静。
他翻出值班日志复印件。一共十二本,按月装订。他一本本抽出来,手指快速掠过页码。五月、六月、七月……八月的日志不见了。九月的开头写着“人员调整”,后面记录变得简略,几乎全是“例行巡房”“体温正常”这类空话。他把所有材料摊在地上,用手机拍照存档。
然后他在角落发现一个破损的文件夹,封面写着“项目汇总(内部)”。里面几张纸边缘焦黄,像是从火里抢出来的。其中一页残留着一行字:“晨露工程——心理干预试点,实施周期:1998.6–1999.1。”负责人一栏空白,只有审批章盖着,红印模糊,能看出是个“卫”字头。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晨露工程。这个名字他从没听过。但他记得姐姐最后一次见他时说的话:“别信官方记录。”她烧的不是全部,她留下了一部分。这一张残页,可能就是她留下的。
他继续翻找,在另一份人员调配表上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都是当年疗养所的老职工。他抄下三人联系方式,塞进裤兜。笔尖划过纸面时发出沙沙声,像有人在背后低语。他抬头看了一眼门口,走廊空着,灯稳定地亮着。
他合上文件夹,把所有东西放回原位。动作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他知道这些资料不该还在。它们本该被销毁,或者转移。可它们留下了。也许是因为没人记得这间屋子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有人故意让它留下一条缝。
他走出B-7室,顺手关灯。门锁自动落下,咔哒一声,像咬住了最后一丝声响。
外面天已经亮透,阳光斜照进走廊,灰尘在光柱里浮游。他站在台阶上掏出手机,拨第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接通了,对方是个男人的声音,问谁。他说自己是陈砚,姐姐的弟弟。那边沉默了几秒,说不记得这个人,然后挂了。
第二个号码是空号。
第三个是个退休护士长,姓周。她接了电话,声音迟疑,像是刚睡醒。他说想问问她是否认识林晚——那个名字他没准备说出口,但话到了嘴边,还是吐了出来。电话那头呼吸一滞。
“你是她家人?”她问。
“我是她弟弟。”他说。
“你姐姐……是个认真的人。”她说,“做事从不过界,也不多问。”
“她有没有提过一个叫‘晨露工程’的项目?”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他听见背景里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
“那不是我们该谈的事。”她说完就要挂。
他立刻追问:“为什么不能谈?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后来有些人调走了,有些病历不见了。再后来,连名字都不能提了。”
“谁不让提?”
“上面。”她声音压低,“有人来收过东西,穿黑衣服的,不是医院的人。他们拿走了好几箱文件,说是上级检查。可我们院长都没见过那种批文。”
“您知道她最后几天在做什么吗?”
“她在整理老档案。”她说,“特别是七号病房那一块。她说那里记录不对,孩子进来的时间和出去的时间对不上。我说让她别管,她说不行,‘总得有人记住他们是谁’。”
电话突然断了。
他再拨,提示无法接通。
他站在街角公用电话亭旁,把纸条折好放进内袋。两个号码划了叉,只剩下一个名字,周慧兰,护士长。他已经见过了,也问过了。得到的只有回避、沉默、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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