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陈砚就站在了档案馆后门的台阶上。风还带着夜里芦苇荡的湿气，吹得他右肩伤口一阵发紧。他没穿外套，只在衬衫外搭了件旧夹克，领口磨了边，是姐姐生前送他的那一件。钥匙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金属冰凉，像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
他推开门，刷卡进了侧廊。监控摄像头转了个角度，扫过他半张脸。他知道这里有人盯着，但今天不一样。昨天的记忆回来了，那些被抹掉的、藏起来的画面，现在成了他走路的力气。他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他该往哪儿走。
地下库区B-7室在三层最里头，电梯停用多年，楼梯间灯泡坏了两个，剩下的一闪一闪，照得墙皮像在喘气。他一步步往下走，脚步声被水泥墙吸走大半，只剩鞋底摩擦台阶的沙沙声。空气闷，有纸张受潮的霉味，还有铁柜氧化后的腥气。
他拿出工作证插进读卡器。绿灯闪了一下，门锁咔哒响。门推开时带起一股陈年灰尘，扑在他脸上。他没躲，抬脚就进去。
屋里一排排铁架从地顶到天花板，上面堆满牛皮纸袋和硬壳档案盒。标签字迹褪色，有的用打字机打的，有的手写后又涂改过。他径直走向编号“L-04”的区域——那是九十年代市郊疗养所的归档区。姐姐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入职登记表上，日期是1998年3月，职位：护理员。表格背面贴着她的照片，年轻，短发，护士帽戴得端正，眼神安静。
他翻出值班日志复印件。一共十二本，按月装订。他一本本抽出来，手指快速掠过页码。五月、六月、七月……八月的日志不见了。九月的开头写着“人员调整”，后面记录变得简略，几乎全是“例行巡房”“体温正常”这类空话。他把所有材料摊在地上，用手机拍照存档。
然后他在角落发现一个破损的文件夹，封面写着“项目汇总（内部）”。里面几张纸边缘焦黄，像是从火里抢出来的。其中一页残留着一行字：“晨露工程——心理干预试点，实施周期：1998.6–1999.1。”负责人一栏空白，只有审批章盖着，红印模糊，能看出是个“卫”字头。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晨露工程。这个名字他从没听过。但他记得姐姐最后一次见他时说的话：“别信官方记录。”她烧的不是全部，她留下了一部分。这一张残页，可能就是她留下的。
他继续翻找，在另一份人员调配表上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都是当年疗养所的老职工。他抄下三人联系方式，塞进裤兜。笔尖划过纸面时发出沙沙声，像有人在背后低语。他抬头看了一眼门口，走廊空着，灯稳定地亮着。
他合上文件夹，把所有东西放回原位。动作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他知道这些资料不该还在。它们本该被销毁，或者转移。可它们留下了。也许是因为没人记得这间屋子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有人故意让它留下一条缝。
他走出B-7室，顺手关灯。门锁自动落下，咔哒一声，像咬住了最后一丝声响。
外面天已经亮透，阳光斜照进走廊，灰尘在光柱里浮游。他站在台阶上掏出手机，拨第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接通了，对方是个男人的声音，问谁。他说自己是陈砚，姐姐的弟弟。那边沉默了几秒，说不记得这个人，然后挂了。
第二个号码是空号。
第三个是个退休护士长，姓周。她接了电话，声音迟疑，像是刚睡醒。他说想问问她是否认识林晚——那个名字他没准备说出口，但话到了嘴边，还是吐了出来。电话那头呼吸一滞。
“你是她家人？”她问。
“我是她弟弟。”他说。
“你姐姐……是个认真的人。”她说，“做事从不过界，也不多问。”
“她有没有提过一个叫‘晨露工程’的项目？”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他听见背景里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
“那不是我们该谈的事。”她说完就要挂。
他立刻追问：“为什么不能谈？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后来有些人调走了，有些病历不见了。再后来，连名字都不能提了。”
“谁不让提？”
“上面。”她声音压低，“有人来收过东西，穿黑衣服的，不是医院的人。他们拿走了好几箱文件，说是上级检查。可我们院长都没见过那种批文。”
“您知道她最后几天在做什么吗？”
“她在整理老档案。”她说，“特别是七号病房那一块。她说那里记录不对，孩子进来的时间和出去的时间对不上。我说让她别管，她说不行，‘总得有人记住他们是谁’。”
电话突然断了。
他再拨，提示无法接通。
他站在街角公用电话亭旁，把纸条折好放进内袋。两个号码划了叉，只剩下一个名字，周慧兰，护士长。他已经见过了，也问过了。得到的只有回避、沉默、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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