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忙碌与焦灼中滑入1949年的春天。积雪消融，黑土地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但沈阳的工厂区，依然被沉默和锈蚀笼罩。李云龙的“车间大学”和赵刚的“书斋沙龙”取得了初步成效：工人们的热情被有效组织起来，一些简单的设备经过“土法”检修开始恢复运转，个别车间甚至试制出了一些简易的工具和配件。技术科在韩工带领下，绘制出了一批关键设备的草图，建立了初步的技术档案。管理框架也开始搭建，人心逐渐稳定。
然而，深层次的困境，如同顽固的冰层，并未因表面的热情而融化。李云龙和赵刚都清晰地认识到，单靠内部的热情、有限的“土办法”和捉襟见肘的资源，根本无法让这座庞大的工业体系真正“活”过来，更遑论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此时渡江战役正在筹备）和未来国防提供可靠的装备保障。
韩工等人反复提及的那些“卡脖子”难题，日益凸显：大型精密机床的核心部件无法自产；特种钢材（如炮管钢、装甲钢）的冶炼技术和配方缺失；重型锻压设备（水压机、汽锤）损坏严重，修复无门；弹药生产所需的无烟火药、高级炸药、雷汞等化工原料的合成工艺近乎空白；光学仪器、精密轴承、高级合金等更是完全依赖外部。许多设备图纸残缺，工艺标准混乱，技术储备断层。
“李部长，赵政委，”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韩工指着一张复杂的水压机结构图，声音沉重，“像这种1500吨的水压机，是加工大型火炮零件和重型锻件的关键。现在主缸体有裂纹，密封系统完全失效，控制系统瘫痪。我们查遍了国内可能的技术资料，也咨询过一些老技工，以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和材料，根本不可能修复。没有它，7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身管毛坯锻造和关键大件加工，就无法进行。”
另一位负责化工的工程师也补充道：“无烟火药生产线，关键的反应釜和硝化设备腐蚀严重，温控、压力控制系统失灵。更严重的是，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和精确的合成工艺参数，我们掌握不全。没有合格的发射药，造出来的炮弹就是‘哑弹’，甚至可能在炮膛里爆炸。”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这些冰冷的术语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没有这些关键技术和设备，恢复的“生产”，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造不出真正堪用的、能与敌人抗衡的武器。
李云龙眉头拧成了疙瘩，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赵刚扶了扶眼镜，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技术干部和工人代表焦虑的面孔。他知道，到了必须向外寻求突破的时候了。
“同志们，”赵刚缓缓开口，打破了沉默，“困难，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些难题，靠我们关起门来，短时间内确实无法解决。我们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技术积累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是，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大家知道，”赵刚继续说道，“在北方，有一个刚刚建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们经历了工业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寻求苏联‘老大哥’的援助，是我们打破当前困局、加快建设步伐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正在考虑的战略方向。”
这话引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寻求外援，尤其是向苏联求助，在一些老技术人员和党员干部心中，既有期待，也有疑虑。期待的是能得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疑虑的是别人是否真心帮忙，以及可能带来的依赖和代价。
李云龙一拍桌子，声音洪亮：“老赵说得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咱们自己搞不定，就得找帮手！苏联‘老大哥’打过法西斯，工业底子厚实，咱们现在缺的，说不定在他们那里就是‘破烂’！用咱们东北的大豆、粮食、木材，去换他们的旧机器、旧图纸、哪怕派几个专家来指点指点，都行！总比让这些铁疙瘩一直烂在这里强！”
他看向韩工等人：“你们技术科，还有各厂的老师傅、工程师，立刻动手！把咱们最急需、最要命的技术和设备清单，给老子列出来！要具体！什么型号的水压机、什么精度的机床、什么配方的钢材、什么工艺的化工设备……越详细越好！别怕丢人，咱们现在是学生，学生向老师请教，天经地义！”
赵刚补充道：“清单要分门别类，注明用途、国内现状、急需程度。同时，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我们现有基础、恢复进展、主要困难和请求援助的具体内容。这份报告和清单，将作为我们向东北局、中央，以及未来可能与苏联方面接触谈判的重要依据。这不是简单的伸手要东西，而是要展现出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和已经做出的努力，让‘老大哥’看到帮助我们是值得的，是有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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