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的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也格外的躁动。柳家沟蜷缩在鲁中南一片灰黄的山坳里，寒风刮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尖利的呼啸，卷起地上的冻土和残雪，扑打着家家户户紧闭的门窗。
然而，这物理上的严寒，却丝毫压不住人心底下那股越来越汹涌、越来越灼热的气流。那是一种混合了期盼、焦虑、揣测，以及某种隐约预感到天地即将翻覆的紧张。
消息不再是零星的、需要费力拼凑的碎片。它们像是解冻的冰河，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从各种渠道涌来。
有时是路过休整的部队，穿着浆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眼睛里却燃着灼亮的光，他们说起淮海平原上那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说起成建制被歼灭的敌军，说起缴获的山一样堆积的武器。
有时是区上来的干部，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声音洪亮地宣讲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宣讲着土地改革，宣讲着“解放全中国”。
有时，仅仅是往来于城乡之间的小贩，或者从更北方探亲回来的村民，带回来的街头巷尾的传闻，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天，真的要变了。
柳映雪走在村里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微妙变化。
以往见了面只会点头哈腰、目光躲闪的穷苦乡亲，如今腰杆似乎挺直了些，打招呼的声音也响亮了些。
而那些往日里在村里有些头脸、与旧乡保体系沾亲带故的人家，则或多或少透出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息，连走路都似乎贴着墙根。
她的公婆，李守财和张氏，就是这后一类人中最典型的代表。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闷雷天。
李守财几乎整日蜷缩在堂屋的灶膛前，那根旱烟袋几乎长在了手上，明明灭灭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日渐憔悴的脸。
他很少说话，偶尔开口，声音也是干涩沙哑的。张氏则像一只受了惊的老鼠，任何一点突如其来的声响都能让她浑身一颤。
她手里总是拿着点活计，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服，但那针脚明显乱了，心思全然不在手上。
他们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瞟向柳映雪，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有审视，有惊疑，有日渐加深的恐惧，还有一丝濒临绝望的、试图维持最后掌控的凶狠。
柳映雪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如同浸在冰水里的石头，又冷又硬。她知道他们在怕什么。
李建业，他们那个引以为傲、指望养老送终的儿子，他们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是解放军军官。李建业担心国民党知道，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但是村长是知道的。以前，这是他们在村里可以隐隐高人一等的资本（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是那锁在旧箱子里不时增加的汇款单的来源。
可现在，这成了悬在他们头顶、随时可能斩落的利剑。外面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解放军的胜利一个接一个，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儿子所在的那个阵营，正在土崩瓦解。那棵他们紧紧抱着的大树，不仅靠不住，反而可能将他们一同压垮、砸碎。
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李建业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一直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部队。因为他知道父母贪生怕死、胆小如鼠，所以从未告诉过他们。
李家父母目光短浅，也不喜与外人接触。他们不知道的是，柳映雪能去妇救会工作，就是因为她是军属。更不知道，柳映雪现在的身份也是因为是军属，才能提干。
柳映雪比以往更加积极。她组织妇女学习新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精神，讨论妇女在新社会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她在会上发言时，语气平稳，条理清晰，但每一句话，都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在角落里日渐沉默的公婆心上。
“咱们妇女，以前是锅台转，是生育的机器，是男人的附属品。但新社会不兴这一套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闹革命，就是要打破这些封建枷锁！”她的声音在祠堂改建的会场里回荡，下面的妇女们，尤其是那些受过她帮助的，如孙巧妹、赵小娥等人，眼睛亮晶晶的，听得格外专注。
“往后，土地要归咱们农民自己所有，男女要平等，婚姻要自由！谁也不能再随便欺负咱们妇女！”她的话，引起一阵低低的、兴奋的议论。
李守财和高氏偶尔也会被要求来参加这类会议，他们缩在人群最后面，脸色灰败。高氏的手死死攥着衣角，李守财则低垂着头，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埋进阴影里。柳映雪目光扫过他们时，没有任何停顿，仿佛他们只是两件无关紧要的旧家具。但这种无视，比直接的斥责更让他们难堪和恐惧。
一天傍晚，柳映雪从妇救会回来，刚推开院门，就听见堂屋里传来压低的、激烈的争吵声。
“……早就让你别那么贪心！现在好了……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是高氏带着哭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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