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堂内斗：权力博弈中的认知操控
1. 李斯被害：宦官集团的谣言攻势
秦朝统一后，丞相李斯与宦官赵高因权力之争积怨颇深。赵高欲拥立胡亥继位，必先除去李斯。其构陷策略分三步推进：首先，趁胡亥沉迷享乐之际，屡屡在其面前“无意”提及李斯，称“丞相认为陛下耽于酒色，颇有微词”，引发胡亥不满；其次，教唆亲信伪装成“地方官员”，向朝廷举报“李斯之子李由与陈胜勾结反秦”，并“佐证”李由在三川郡作战时“故意放敌过关”；最后，联合郎中令等官员集体进谏，声称“群臣皆疑丞相谋反，只是不敢直言”，并列举“李斯近期频繁宴请大臣”“府邸车马逾制”等无关细节作为“旁证”。
胡亥本就对李斯的威望心存忌惮，在赵高的持续煽动和“多方印证”下，最终下令将李斯下狱。李斯虽在狱中多次上书自辩，却被赵高拦截，反被诬陷为“畏罪狡辩”。最终，李斯被处以腰斩之刑，家族被灭。这场权力斗争中，赵高利用胡亥与外界信息隔绝的弱点，通过重复虚假信息构建了“李斯谋反”的认知，实现了权力更迭。
2. 解缙冤死：太子之争中的舆论牺牲
明朝永乐年间，解缙因支持太子朱高炽，遭到汉王朱高煦的嫉恨。朱高煦为扳倒解缙，精心设计了谣言陷阱：第一步，在永乐帝朱棣面前散布“解缙泄露宫中秘事”的传言，称其将皇帝对皇子的评价告知外臣；第二步，安排下属伪造解缙的“书信”，内容涉及“品评诸皇子优劣”，并让多位“目击者”声称“见过此信流转”；第三步，趁解缙被贬广西之机，指使官员上奏“解缙在途中非议皇帝”，并串联多位地方官“证实”此事。
朱棣性格多疑，对“泄密”“非议”极为敏感。尽管解缙此前深受信任，但在朱高煦及其党羽的反复进言和“多方佐证”下，最终认定解缙“大逆不道”。解缙被召回京城后，直接投入锦衣卫诏狱，五年后被埋入雪堆冻死。这场内斗中，朱高煦未提供任何实质证据，仅通过重复强化负面信息，便让朱棣放弃了对老臣的信任。
（三）民间舆论：基层社会的认知扭曲
1. 曾参杀人：贤母的认知崩塌
《战国策》中提及的“曾参杀人”典故，是民间层面“三人成虎”的经典案例。曾参是孔子的着名弟子，以德行高尚闻名。某日，鲁国费邑有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消息迅速传开：第一个人跑到曾参家中，对其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母正在织布，闻言笑道“我儿不会杀人”，继续织布；不久，第二个人赶来告知“曾参杀人了”，曾母仍不信，但织布的节奏已明显放缓；过了一会儿，第三个人慌慌张张跑来喊“曾参杀人了，官府正在抓他”，曾母终于崩溃，扔下织布的梭子，翻墙逃走。
这个故事与“三人成虎”异曲同工，生动展现了重复信息对认知的摧毁力。曾母本对儿子的德行有绝对信心，但在三次重复的信息冲击下，最终放弃了固有认知。正如庞葱所警示的，即便“市之无虎明矣”，重复的传言仍能让人信以为真 。
2. 苏轼“乌台诗案”：文字狱中的谣言发酵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新党官员的嫉恨。新党以“讪谤朝政”为由构陷苏轼，其核心手法便是“三人成虎”式的谣言发酵：首先，从苏轼的诗词中摘取“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等句，曲解为“讽刺朝廷盐法严苛”；其次，由监察御史李定率先上奏弹劾，随后舒亶、何正臣等多位官员相继跟进，每人都“补充”新的“罪证”，如“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暗藏怨怼之词”“听闻其在民间非议新法”；最后，联合地方官员上奏“百姓传言苏轼与旧党勾结，欲颠覆新法”。
这些指控多为牵强附会，但在“多位御史弹劾+群臣附和+民间传言”的氛围下，宋神宗最终下令将苏轼逮捕入狱。尽管苏轼在狱中据理力争，且众多大臣为其求情，但仍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开启了坎坷的贬谪生涯。这场文字狱本质上是通过重复强化虚假解读，将文学创作扭曲为“谋反证据”，成为宋代党争中典型的舆论构陷案例。
三、现代骗子运用三人成虎局策的惯用手段与案例
（一）金融理财骗局：利益诱惑下的认知洗脑
1. 虚假理财平台：“众人盈利”的虚假印证
现代金融骗子深谙“三人成虎”之道，通过构建“全民盈利”的虚假舆论场诱骗投资。其典型手法为：首先，搭建看似正规的理财平台，承诺“低风险、高回报”，吸引初始用户；其次，安排大量“托儿”伪装成“投资者”，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盈利截图”，分享“投资经验”，且每人都能详述“投资金额、收益周期、提现速度”等细节；最后，鼓励初始用户“邀请好友投资返现”，形成“亲友推荐+陌生人佐证”的多层级信息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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