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都在服用避子汤，对景策却说是调理气血的补药。
一碗碗褐色的汤药，盛在彩云龙纹碗里，好多时候她甚至是当着他的面喝的，神色坦然，不见半分愧色。而他被蒙在鼓里，对此浑然不觉，甚至每每看她蹙眉饮药，心尖都揪着生疼。好几次，景策都温声劝她：“再温补的药，总归也是药。是药三分毒，咱们不喝了好不好，身子可以慢慢调养，不急这一时。”
她只是摇摇头，轻轻握住他的手，柔声道：“无碍的，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怎样都是值得的。”她笑得那样温柔，景策根本看不出她眼底藏着的悲凉。
于是他不再劝，只让御医将药方改了又改，务求最温和、最不伤身，又命人遍寻天下珍稀药材，想为她补回那些被药性损耗的气血。
他哪里知道，那些他亲手递到她唇边的鱼胶、燕窝、老参，以及其他养身滋补品，最终都化成她更为沉重的负罪感。
更不知道，每回温存过后，他亲眼看着她将他给的补药饮尽，转身回到内殿，她还会悄悄再服下一碗避子汤。
一碗为安他的心，一碗为安自己的魂。
她这样做，并非是不想要一个流淌着他们共同血脉的孩子。而是她觉得，孕育生命的时机尚未成熟，至少在他登基后的前五六年里，她认为都最好不要有孩子。
大晋国祚已绵延二百余载，表面虽还维系着煌煌气象，内里却如一棵被虫蚁蛀空的老树，看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已朽。冗官、冗兵、冗费如附骨之疽，拖得国库空虚；土地兼并、赋税繁苛更如两座大山，压得民生凋敝。这样的江山，她怎敢让自己的孩子降生？
内里虚乏，对外战争自是屡战屡败。尤其凶悍的北狄骑兵，往年每隔两三年必会南下犯边劫掠。
先帝偏重文治，而沈充文武兼备，天启末年沈充独揽朝纲时，数度亲率大军北伐，威震北狄，才逼得他们数年不敢来犯。
照常理而言，新帝继位，朝局未稳，沉寂多年的北狄正该趁此良机南下试探才对。可自景策登基以来，边境竟反常地安静了三四载，这样异常的平静，在她看来，不是吉兆，反像暴风雨前令人窒息的死寂。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且一日比一日清晰。
她怕他们的孩子降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也怕那孩子将来要面对的是破碎的山河、倾轧的朝堂，更怕若局势骤变，她护不住这幼小的生命。
于是她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用苦涩的避子药，将那个可能到来的生命，拦在可能之外。
事实证明，她直觉敏锐，所料不差。
景策继位的第五年，北狄铁骑如黑云压境。景策御驾亲征，而她留在宫城，等来了景筹的叛乱与逼宫。为堵天下悠悠之口，更为斩断所有后患，她在昭阳殿点了一把火。
无论是纵火焚毁昭阳殿，还是暗中服用避子汤，她都不曾后悔。
若留下一个流淌着她血脉的孩子在这世间，她却不能陪他长大，不能教他走路说话，不能护他免受风雨，于她而言，那才是比凌迟还要痛苦的折磨。
她只是觉得自己实在对不住景策。她辜负了他的一片爱护，辜负了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辜负了他无条件的纵容。烈火烧身的那一刻，她才恍然明白，或许是自己太过自以为是，总想着要为他做些什么，却从未问过他愿不愿意、想不想那样。
而景策，用余生回应了她的决绝。
火烧昭阳殿那晚，沈充双目赤红，再无顾忌，以虎符直调禁军冲入皇宫，将景筹麾下叛军尽数屠戮，并生擒景筹。景策闻讯连夜兼程赶回，面对的是已化为焦墟的昭阳殿。
他像疯了一般在昭阳殿的焦墟里翻找搜索，徒手扒开滚烫的瓦砾，折断的梁木划破手掌，鲜血混着黑灰黏在断裂的彩绘上，年轻的帝王赤红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死寂的狂乱。
他哭喊着，嘶声叫唤着。
可回应他的只有风穿过残垣的呜咽，与灰烬被扬起时扑面的呛涩。
史官记载，此为 “昭阳惊变” 。帝王于昭阳殿废墟前，一遍又一遍嘶唤皇后名讳，直至声裂喉哑，形销骨立，俨然魂散魄失。
风光大葬之后，景策下旨：将景筹从玉牒除名，褫夺一切封号，废为庶人；其子孙三代不得入仕，亲眷尽数流放南疆瘴疠之地；所有参与谋逆之将领、文臣，皆诛九族，悬首于城门示众三月。
而景筹本人，赐车裂之刑，五马分尸于西市。 行刑那日，丰安万人空巷。五匹烈马在厉喝中向不同方向狂奔，血肉撕裂之声混着凄厉的惨嚎，久久回荡在刑场上空。
史官战战兢兢记录：“帝观刑全程，面色如铁，未移寸目。”
无人知晓，景筹车裂那日，帝王袖中的手攥得指甲深陷掌心，鲜血顺着指缝一滴滴落在玄色龙袍上，很快被浓重的颜色吞噬。
就像她存在过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被那场大火吞噬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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