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的春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也更具活力。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而大明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在经历了去年由皇长孙朱雄英主导的那场深入肌理的巡视与策动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效率运转着，焕发出勃勃生机。
工部将作监，已然成为帝国最具活力的心脏之一。“洪武一式燧发枪”的初样成功，如同给所有参与“格致创新”的工匠和官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赏赐、荣誉乃至难得的官身爵位，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与实实在在的创造挂钩。在朱雄英的指示和工部尚书李翼的全力推动下，研究坊不仅继续优化燧发枪的可靠性与量产工艺，更将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依据朱雄英提供的“高炉”基本原理草图（他巧妙称之为“古籍逸闻与梦中碎片结合之构想”），工匠们开始尝试建造体积更大、结构更复杂的炼铁炉，并辅以改良后的强力鼓风设备，以期获得产量更高、质量更优的钢铁，这不仅是军械的基础，更是农具、工具乃至未来更多机械的根基。
对现有水利器械的改良也在同步进行，效率更高的水车、翻车模型开始在试验田中搭建。甚至有人开始尝试将复杂的纺织机械进行更精细的分解，探索流水作业的可能性。一股“技术革新”的浪潮，正以将作监为核心，悄然向帝国的官营手工业体系扩散。尽管过程中充满了失败与挫折，但那种“尝试-失败-再尝试”的探索精神，已然被点燃。
东南海疆，变化更为直观。信国公汤和坐镇杭州，依据朝廷批复的方略，大刀阔斧地整顿水师。淘汰下来的老旧战船被拆解或改为运输之用，船厂内，依据新图纸建造的四百料、六百料甚至尝试建造的八百料战船，龙骨已然铺设，巨大的船体初现峥嵘。
更引人注目的是人员的变革。那些被招募入“海事哨探”的渔民、疍户，凭借着对潮汐、暗礁、水道的了如指掌，很快便在水师侦察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次提前预警了小股倭寇的渗透，使得沿海卫所得以提前设伏，取得了不小战果。而首批遴选的“海军陆战”预备士卒，也开始了残酷而专业的海上适应性训练和登岛突击演练，虽然距离形成战斗力尚需时日，但其展现出的独特价值和未来潜力，已让汤和等老将啧啧称奇。
沿海的防御不再仅仅是被动的烽燧报警和岸防工事，开始呈现出“以舰船为矛，以哨探为眼，以陆战为尖刀”的主动防御姿态。倭寇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大规模的袭扰几乎绝迹，东南百姓终于得以在春日里安心修补渔网，晾晒海盐。
漕运淮徐试点，则进入了一场静水深流般的激烈博弈。有了皇权背书和朱雄英的明确指引，漕运总督潘叔正和留守协理的周忱，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与手腕。
“官督商运”不再是空谈。专职监理衙门的官员手持尚方宝剑，对参与运输的商帮进行着近乎苛刻的考核。运力、航速、损耗、安全记录，皆与他们的承运资格和利润直接挂钩。几家试图阳奉阴违、或者背景深厚企图蒙混过关的商帮，被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资格，其空出的份额迅速被其他更有实力、更守规矩的商号填补。市场的力量，在朝廷强有力的监管和引导下，开始显现出其追求效率的一面。
分段责任制被细化到了极致。各段交接有了明确的时间、地点、货物数量和质量的文书凭证，并引入了第三方（监理衙门派驻人员）核验机制。想要在交接环节做手脚、推诿责任的难度大大增加。尽管胥吏们私下抱怨“油水”少了，活却更累了，但在严刑峻法和频繁的巡查下，无人敢公然挑衅。
而对漕运系统内部贪腐的清查，更是雷厉风行。潘叔正借着皇长孙的势，连续罢黜、下狱了数名盘踞要害位置多年的官吏，其中甚至包括一位与南京某勋贵家族有姻亲关系的漕运分司主事。此举引发了朝中一些暗地里的非议和压力，但都被朱元璋和朱标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东宫的态度明确而坚定：漕运改革，势在必行，阻挠者，即为国贼！
与此同时，淮安至徐州段关键河道的疏浚工程也在大量民夫的劳作下稳步推进。虽然耗费巨大，但河道通畅带来的运力提升和航行安全，是长远之利。而那份关于“海运可行性”的调研，更如同一柄悬在旧漕运利益集团头顶的利剑，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开始思考转型。
这一日，朱雄英正在东宫翻阅各地送来的关于新政推进的简报，周忱从淮安发回的一份密奏，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密奏中提及，在严查漕运贪腐的过程中，顺藤摸瓜，竟然牵扯出了南京城内一位致仕多年的都察院老御史，以及其背后隐隐若现的……曹国公李景隆府上的影子。线索虽然还比较模糊，且李景隆本人似乎并未直接参与，但其府中几名清客、管事，与那老御史以及被查的漕运官吏往来密切，资金流向颇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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