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下 “契爷” 后的那份诡异平静，像一层薄冰，覆盖在村庄和我们家的生活之上。冰层之下，暗流依旧涌动，只是换了形式。于我，是那无处不在的、冰冷的 “注视”；于家，则是另一种更为现实、却也裹挟着命运无常的波澜。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以前在村里做教师、跑乡放映电影时，眼里总带着对生活的热忱。后来因超生被举报丢了工作，跑去广东打工的日子，更让他憋着一股想重新撑起家的劲。那段时间，村里渐渐有了些新变化 —— 镇上、县里开始修公路、建厂房，一种叫 “挖掘机” 的铁家伙成了稀罕物。村里有个叫阿伟的后生，比父亲小几岁，脑子活络，不知从哪学了开挖掘机的手艺，据说在外地包小工程赚了钱，每次回村都穿着簇新的夹克，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惹得不少人羡慕。
父亲和阿伟早年就相熟，阿伟小时候家里穷，父亲还偷偷塞过他铅笔和作业本。这次阿伟回来，父亲总找他喝酒聊天。几杯散装米酒下肚，阿伟唾沫横飞地讲着外面的机会：“哥，这挖掘机是技术活，也是风口！学会了走到哪都饿不死，比种地、打零工强十倍！” 父亲的眼睛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亮得吓人，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酒杯边缘，那是他动了心的模样。
母亲在一旁听着，脸上既有期盼也有担忧：“那铁疙瘩看着就沉，学起来难不难？万一出点事可咋整？”“嫂子放心！” 阿伟拍着胸脯保证，“我先带哥去采石场试试手，有师傅教，不难！只要胆子大、心细，不出半个月准能上手！”
自那以后，父亲几乎天天往镇上的采石场跑。他不跟人要工钱，就帮着师傅递工具、打扫场地，只为能多摸两把挖掘机的操纵杆。每天傍晚回来，他满身油污，裤脚沾着泥点，连指甲缝里都嵌着黑灰，却总在饭桌上兴奋地比划：“今天师傅教我转挖斗了，那铁家伙看着笨，动起来可灵活了！” 他用筷子模拟操纵杆的动作，嘴里还模仿着柴油发动机的 “突突” 声，眼里的光让这个压抑了许久的家，终于有了点生气。
我发现，当父亲全身心扑在学挖掘机上时，他身上那种因 “契爷” 而带来的、只有我能隐约感知的压抑感，似乎被冲淡了些。或许是极度的专注和对生活的渴望，本身就带着一股阳气，暂时抵御了那些阴翳的侵蚀。可祖叔对此却始终不乐观，有次父亲兴冲冲地说要去广东找活干，祖叔蹲在门槛上抽着烟，半晌才沙哑地开口：“那铁疙瘩动静太大，挖地三尺的活，容易伤着地里的脉气…… 你可得小心点。” 父亲正处在兴头上，没把这话放在心上：“阿叔，现在都啥年代了，先顾着吃饱饭才是正经事，哪还顾得上那些虚的。” 祖叔没再反驳，只是深深吸了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看我的眼神多了层说不清的沉重。
三个月后，父亲竟真的把挖掘机学会了。阿伟也够意思，帮他联系了广东潮州的工地，说那边正在搞开发，急缺挖掘机司机，工资比老家高好几倍。消息传来，母亲又喜又愁 —— 喜的是家里终于有了盼头，愁的是广东太远，父亲一个人去她实在不放心。
那几晚，父母总关着房门低声商量。油灯的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映着他们来回踱步的影子。最终，他们做出了决定：父亲先去潮州稳住脚跟，等攒够了钱租好房子，母亲就带着弟弟过去，一家人总归要在一起。而我，暂时留在村里，跟着祖叔祖婶继续读书。
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我身体刚好转，经不起长途奔波；转学手续麻烦，镇上的学校也更熟悉；祖叔祖婶年纪大了，家里需要人搭把手；田里的庄稼也不能完全抛荒…… 可我心里清楚，真正的原因，是那个无法言说的 “契爷”。父母或许隐约觉得我离不开这片土地，祖叔也一定在背后用他的方式劝说过 —— 他们怕我离开后，那些诡异的事情会再次找上门。这个决定，是现实的妥协，也是对我身上那份 “契约” 无声的敬畏。
我知道，我要被留下了。
尽管对城镇的未知有恐惧，对 “契爷” 的注视有不安，可当意识到父母和弟弟要远行，而我要独自留在这个满是诡异记忆的村庄时，一种被遗弃的冰冷感，比 “契爷” 的目光更刺骨。那段时间，我总在夜里惊醒，梦见父母坐着汽车越走越远，我在后面追着喊，却怎么也跑不动，身后还跟着那尊青面红脸的神像，它的影子拉得老长，像要把我缠住。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家里的气氛变得奇怪。母亲开始疯狂地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衣服、被褥打成包裹，不能带走的坛坛罐罐仔细擦干净，反复叮嘱祖婶米缸在哪、油盐放在哪个柜子里。她给我缝制了三件新棉衣，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次，却总说：“多做两件，冬天冷，别冻着。”
父亲变得沉默了，只是更卖力地帮祖叔修屋顶、垒院墙，把家里的柴火劈得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他看我的时候，眼里满是愧疚，偶尔还会摸出几颗水果糖塞给我 —— 那是他从镇上供销社买的，平时舍不得吃。弟弟还小，不懂离别的愁绪，只知道要坐大汽车去远方，每天都缠着父亲问：“爸爸，汽车跑得快不快？能追上小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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