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公寓里，时间仿佛凝固了。厚重的窗帘被杨凌紧紧拉拢，阻隔了外界所有的光线与声响。她把自己囚禁在这个昏暗、寂静的立方体中，如同受伤的困兽，独自舔舐着鲜血淋漓的伤口。
低烧像跗骨之蛆，持续不断地消耗着她本就所剩无几的精力。体温计上的数字总是在37.8℃到38.5℃之间徘徊，不高，却足以让她浑身酸软，头脑昏沉。心悸和那种深层的、牵扯性的胸痛时隐时现，尤其在夜里变得格外清晰，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她的心脏，时不时恶意地收紧一下。呼吸也变得不那么顺畅，即便只是从沙发挪到厨房接一杯水，也会让她感到气短，需要停下来扶着墙喘息片刻。
她严格遵照从成都带回的医嘱，按时服用口服抗生素。药片苦涩，咽下去时刮过依旧敏感的喉咙。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之前留下的几瓶矿泉水。她没有力气，也没有胃口出去采购，更害怕在公共场所突然昏倒或被认出。饿了，就烧点开水，冲泡所剩无几的燕麦片，勉强维持着生命最基本的需要。手机被她彻底关机，扔在床头柜的抽屉深处。她不敢开机，不敢看那些必然会汹涌而来的关心和询问，那会瞬间击垮她勉强筑起的心防。
大部分时间，她都蜷缩在沙发或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却依然觉得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睡眠变得支离破碎，充斥着光怪陆离的噩梦：有时是姐姐们找不到她而哭泣的脸，有时是医生拿着可怕的报告对她摇头，有时是自己在无尽的黑暗中下坠……醒来时，总是一身冷汗，心跳如鼓，在确认自己还活着、还在这间冰冷的公寓里之后，才又陷入更深的疲惫和茫然。
孤独感是无孔不入的毒药。寂静被无限放大，耳朵里能听到自己过于清晰的心跳和粗重的呼吸。她开始出现幻觉，仿佛能听到门外走廊有脚步声，或是姐姐们敲门叫她的声音。每一次她都屏住呼吸，心脏狂跳地期待，又在确认只是幻觉后，被更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吞噬。她看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滑落，浸湿鬓角。她想念那些拥挤的、吵闹的、充满体温和笑声的时刻，想念yamy看似严肃实则关切的眼神，想念杨超越咋咋呼呼的拥抱，想念白鹿温柔的唠叨，想念跑男团前辈们笨拙却真诚的关照……
可是，她不能。她攥紧了胸前的护身符，仿佛那是最后的浮木。她得自己扛过去。至少，在她弄清楚这病到底有多严重，治疗前景如何之前，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能让他们看到她这副狼狈虚弱、可能还很“危险”的样子。
而在遥远的成都，时间的齿轮却依旧欢快地转动着，只是多了几分心不在焉的杂音。
最初的一两天，大家对杨凌“回上海静养”的说法并未产生太多怀疑。录制照常进行，游戏依旧热闹。只是休息间隙，总会有人下意识地问一句：“凌凌有消息吗？好点没？”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按照约定，统一口径：“杨凌老师需要绝对静养，手机关机了，暂时联系不上。她家人和公司那边反馈说情况稳定，正在休养，请大家放心。”
这样的答复，在第一天尚能安抚人心。白鹿和赵露思虽然心里存着一丝异样感——以她们对杨凌的了解，就算需要静养，也不至于完全关机失联——但想到之前咳血的惊险和医生“需要系统休养”的叮嘱，又觉得或许严厉的医生或家人强制她隔绝外界干扰，也是可能的。
然而，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杨凌的个人手机始终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发去的微信消息如同石沉大海，连一个灰色的“未读”提示都没有（她们不知道，杨凌根本不敢开机）。火箭少女内部的群里，关于“凌凌到底怎么样啦？”“有人联系上她吗？”的讨论开始频繁出现，焦虑的苗头悄然滋生。
最先坐不住的是杨超越。她趁着录制休息的空档，直接找到节目组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语气是少见的严肃和焦急：“哥，你跟我说实话，凌凌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静养也不用跟人间蒸发一样吧？她是不是病的很重？你们瞒着我们什么？”
工作人员面露难色，只能重复之前的说辞：“超越老师，真的就是需要静养，可能家人管得严，收了手机。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完全清楚，公司那边说稳定。”
“公司？哪家公司？她经纪人的电话给我，我自己问！”杨超越不依不饶。
yamy也注意到了异常。她比杨超越更冷静，但疑虑更深。她直接拨通了杨凌经纪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了，经纪人的语气听起来也有些困惑和担忧：“yamy，我也正想联系你们。凌凌回上海后，只给我发了一条报平安的短信，说需要静养几天，让我别打扰，之后也关机了。我联系了她租住公寓的房东，房东说没看到人回来，但换了新锁，也联系不上她。我也很着急，已经派人去她公寓看了，还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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