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没？”周大人把笔递给宝玉，“承题要像剥笋，先露点头，再慢慢把壳剥开。你只说‘官吏罔知’，却没说怎么个‘罔知’法，就像指着麦糠说面粉不好，站不住脚。”
宝玉盯着那行批注，忽然想起李老汉算的账：“农户岁入十钱”，可不是他前日记在台账上的数？原来周大人早看过他的册子了。
（四）
巳时的日头晒得窗纸发烫，宝玉把案头的程文分门别类码好。《治道类》《民生类》《吏治类》各成一摞，每摞顶上都压着张桑皮纸，写着“破题三法”“承题要诀”——这是他从三十篇程文里抠出来的门道。
“治道类的破题，得用‘经史互证’，”他翻着《治道类》最上面的程文，那是十年前科场老手的佳作，“你看这句‘《周礼》以司徒掌邦教，《汉书》以刺史察民生，古今治道一也’，既显学识，又把‘治’字的根扎牢了。”
《民生类》的头篇是周大人少年时的仿作，破题用了“桑妇叹”的典故：“采桑女晨出暮归，得丝五两，缴官四两，余一两织裳——此非丝少，乃索取过也。”宝玉在旁边批“如闻其声”，笔尖力道重了些，差点戳破纸。
《吏治类》的程文最厚，他特意用红笔标了几篇“避坑指南”：“这篇说‘官吏当如明镜’，太空；那篇骂‘贪官如狼’，太激——院试考官不喜欢剑拔弩张的，得像春雨，看着软，实则能润透地。”
柳砚蹲在旁边编笔帘，忽然指着《吏治类》里的句子：“你看这句‘吏者，民之秤也’，能不能化用到你的《劝农策》里？把官吏比作秤，税是秤砣，农户是秤盘上的东西——秤砣太重，盘就掀了。”
宝玉眼睛一亮，抓起笔就往草稿上写：“吏者，民之秤也。秤砣（税）过则盘倾，民散；过轻则官困，政废。故需执秤者（朝廷）知轻重，方能秤平。”
写完把纸往柳砚面前一推，两人头凑着头，像两只啄米的鸡，对着草稿咯咯直笑。
（五）
午时的梆子敲到第二下，周大人又带了位客人来——是县学的王教谕，据说当年院试拿过案首，最擅长“策论藏锋”。
“听闻宝玉在琢磨《劝农策》？”王教谕坐在案前，接过袭人递的茶，目光落在草稿上，“我当年考院试，也写过这题。”
宝玉忙把草稿往前推了推，像献宝的孩子。
王教谕指着“吏者，民之秤也”那句：“比喻不错，但露了尖。院试的策论，得像刚蒸好的馒头，热气腾腾的，却不烫手。”他拿起笔，在“秤”字旁边添了个“度”字，“‘吏者，民之度也’，度是量布的尺子，既知长短，又不伤布，比‘秤’更显仁厚。”
宝玉盯着“度”字，忽然想起母亲给妹妹裁衣裳的情景——尺子在布上比画，既不多剪，也不少留，刚好合身。他一拍大腿，墨汁又溅了点在草稿上，这次却像朵开得正好的墨牡丹。
“是了！秤是争多少，度是量合宜——劝农不是和官吏争高低，是求个‘合宜’！”
王教谕笑了：“这就对了。院试考的不是你多会骂人，是你多会‘补’——补制度的漏，补民生的缺，补得让人心服，才是真本事。”
（六）
未时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宝玉把王教谕改的句子抄在《民生类》的扉页，旁边画了把小尺子，尺子上标着“量民力，度官心”。
柳砚的笔帘编得差不多了，芦苇白絮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像裹了层霜。他把笔帘往宝玉案上一放：“试试？看能不能镇住你的笔。”
宝玉拿起支新笔，蘸了墨，在草稿上写“劝农策”三个字。笔锋果然稳了些，不像先前那样飘。他忽然想起周大人说的“器物养人”，原来编个笔帘的功夫，都藏着“收心”的道理。
“还差个穗子当坠子。”他从竹篓里捡了支最饱满的芦苇穗，用红绳系在笔帘末端，“李老汉说‘穗满则实’，讨个彩头。”
柳砚看着他系绳的手，忽然道：“下月院试，你打算穿哪件袍子？”
“就这件青布的吧，”宝玉摸了摸袍角的墨渍，“周大人说‘衣不求华，只求笔砚华’，穿得素净些，心思也静。”
（七）
申时的日头斜斜地照进书房，案上的程文被晒得暖烘烘的，带着股旧纸和墨香混合的味道。宝玉把今日改定的《劝农策》誊写在贡纸上——这纸是周大人送的，竹纤维长，吸墨匀，据说当年他就是用这纸写的院试程文。
紫毫笔在纸上游走，比先前稳了不知多少。破题用“《诗经》讽官吏”引经，承题以“县册记税重”证实，起讲时说“度民力者，非止算亩数，更需知灶间烟火”，然后分“定税、督吏、劝耕”三部分，每部分都带着乡校抄的台账做例子，像把尺子，量得清清楚楚，又像束麦穗，沉甸甸的全是实料。
写到“劝耕”时，他忽然想起李老汉说的“春播要趁墒，秋种要抢晴”，笔尖一顿，添了句“官吏若不知农时，纵有良策，亦如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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