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布加勒斯特，寒风像浸了冰水的鞭子，抽打着街道上稀疏的行人。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要压垮这座城市的脊梁。在维克多里大街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里，安娜·罗马尼亚公主正站在四楼客厅的窗边，指尖微微拨开厚重天鹅绒窗帘的一角，凝视着楼下街道。
她的姿态看似悠闲，目光却锐利如隼，细致地扫过街角、对面楼房的窗户、以及停在路边那辆落了灰的达契亚轿车。这是她多年流亡生涯和归国后处境养成的习惯——时刻保持警惕。这间公寓是她众多“安全屋”之一，登记在一个早已移居海外的远房表亲名下，连水电账单都经过精心设计，以避开秘密警察（Securitate）无处不在的监视。
室内的暖气若有若无，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籍、地板蜡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虑气息。壁炉没有生火，冰冷的炉膛像一张沉默的嘴。几件简洁却品质上乘的家具，以及墙上挂着一幅描绘喀尔巴阡山日出的无名油画，是这间安全屋里仅有的、能隐约透露出主人品味与过往的痕迹。
今天下午，她在这里等待一个极其重要的会面。消息来源是她情报网络中最为隐秘、也最为接近权力核心的一环，代号“夜莺”。每一次与“夜莺”的接触，都像是在雷区跳舞，任何细微的失误，都可能意味着暴露、逮捕，乃至无声无息的消失。
墙角的落地钟发出沉闷的滴答声，时间在寂静中缓慢爬行。安娜的思绪，却不自觉地飘回了几天前，在雅西发生的那场“非正式聚会”。她陪同兄长米哈伊，以私人身份访问那座文化古都。起初，一切都在王室办公厅与地方当局“协商”好的框架内——参观大学，与几位被允许见面的学者、艺术家进行“非政治性”的文化交流。
然而，消息不知如何走漏了。当他们的车队准备离开大学时，街道两旁不知从何处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市民。他们没有呼喊口号，没有举起标语，只是静静地站立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默默地脱下帽子，或是将手按在胸前。无数双眼睛注视着米哈伊乘坐的汽车，那目光中蕴含的复杂情感——怀念、期待、无声的支持，甚至是一种压抑已久的委屈——像一股无声的洪流，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
安娜坐在兄长身边，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体的瞬间僵硬，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深沉的悲悯与凝重。他示意司机放缓车速，摇下了车窗。他没有说话，只是向人群轻轻挥手。那一刻，寂静被细微的啜泣声打破，一些老人开始用手帕擦拭眼角。
这自发而克制的场面，是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精心构建的“万众一心”假象最直接的挑战。它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在了布加勒斯特那些统治者的脸上。安娜当时就意识到，这看似温情的场景，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政权绝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对“过去象征”的公开怀念，尤其是在经济如此困顿、民怨暗自沸腾的当下。
果然，随后几天，官方媒体的调门陡然升高。《火花报》连续发表社论，不点名地指责“某些不甘寂寞的旧时代幽灵，利用民众的淳朴情感，进行别有用心的煽动，企图破坏社会团结，复辟人剥削人的黑暗制度”。广播里也充满了对“封建残余”和“外国势力代理人”的含沙射影。政治空气骤然紧张。
墙上的钟敲响了下午三点。几乎就在钟声落下的瞬间，门外传来了约定好的敲门声——两长，一短，间隔清晰。
安娜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深蓝色的羊毛裙，走到门边，透过猫眼确认了来人的轮廓。她迅速而无声地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男人，裹着厚重的黑色大衣，领子竖起，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迅速闪身进屋，安娜立刻关上门并反锁。
“公主殿下。”男人脱下帽子，露出一张苍白而疲惫的脸。他大约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但眼神里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紧张与疲惫。他是“夜莺”，一位在司法部高层任职的官员，其家族在旧时代曾备受王室恩惠，内心深处保留着对米哈伊一世的忠诚，同时对现行体制的僵化与残酷感到失望和恐惧。
“这里安全，长话短说。”安娜没有寒暄，直接引他走到客厅中央，那里摆放着两张单人沙发和一个小圆桌，远离窗户。
“夜莺”坐下后，从大衣内侧口袋里取出一个薄薄的、没有标记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向安娜。“情况非常糟糕，殿下。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快得多，也狠毒得多。”
安娜拿起信封，并没有立刻打开，她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夜莺”脸上。“他们打算怎么做？”
“宪法修正案，”“夜莺”的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被墙壁听了去，“不是小修小补，是……是彻底剥夺。草案的核心内容已经在内务部、司法部和党中央书记处的极少数人中间传阅，进行最后的‘技术性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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