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四十七年式”火铳与配套的“定装纸壳弹”通过最终审定，帝国高层下达了明确无误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最大产量，进行规模化制造，优先装备北伐诸军，特别是岳飞、韩世忠、吴玠、张俊所部精锐。
圣旨和枢密院的军令如山，然而，当命令下达到工部、军器监以及格物院下属的各大制造工坊时，主事者们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棘手。
以往制造刀枪弓弩，甚至神臂弓、床弩等复杂器械，虽然也需要熟练工匠，但毕竟工序相对分散，对零部件的标准化和互换性要求不高。
而“绍四七式”火铳，结构精密，涉及锻铁、铸造、木工、燧石加工、弹簧制作、细木镶嵌等十数道主要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极高的精度和一致性，否则轻则影响性能，重则导致炸膛伤人。
更遑论还需要生产与之完美匹配的、工艺要求同样不低的“定装纸壳弹”。
按照传统“一匠一器”或“小组包干”的模式，即由一名或一组经验丰富的大匠，从头到尾负责一支火铳的所有部件制作和最后组装，固然能保证单件质量，但效率低下，且严重依赖少数老师傅的手艺，无法满足短时间内装备数万、乃至十数万大军的恐怖需求。
况且，老师傅的数量是有限的，他们的体力、精力也是有限的。
“必须想新法子！”
在临安格物院紧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面对各工坊主事愁苦的面容，董贯嘶哑着嗓子，眼中布满血丝，“陛下和殿下等着要铳，前线将士等着要铳！按老法子，就算把所有老师傅累死，一年能出几千支顶天了！杯水车薪！”
困境之中，来自“天工阁”的一位老匠头，颤巍巍地提出了一个源自古老青铜器铸造、又在近年来兵器制造中略有尝试的思路：“院主，诸位同僚，老朽以为，或可效仿秦时‘物勒工名’与弩机制作之法，行‘分工作业，专精一艺’之制。”
他详细解释：“譬如这火铳，可分之为枪管、枪机（燧发机构）、木托、通条、附件等数大件。
每大件，又可细分为若干小件。
如枪机，可分燧石夹、击锤、主弹簧、阻铁、扳机等。
我们不求一匠通晓全器，但求一匠，甚至一坊，专精于制作其中一两个部件。
譬如，甲坊只锻打枪管毛坯，乙坊专司枪管内膛铰削，丙坊制作击锤，丁坊制作弹簧……以此类推。”
“各坊、各匠，只按格物院颁下的‘法式’图纸，制作同一规格的部件。
做好后，交由总装坊，由专司组装的工匠，将来自各处的部件，如同拼凑卯榫一般，组装成完整的火铳。
如此一来，工匠只需反复练习单一工序，熟能生巧，速度必快。
且因专精，其品质反而易控。
即便有部件不合格，也易于追溯是哪个坊、哪个匠所作，方便问责。”
“至于‘定装纸壳弹’，更易如此。
可设专坊，统一配制火药、浇铸铅弹、浸制纸筒。
再将称药、卷制、封装等步骤，分由不同匠人负责，流水作业。”
这个想法，并非完全首创，在大型工程和某些官营作坊中已有雏形，但将其系统化、精细化地应用到“绍四七式”火铳这种复杂精密武器的量产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赵构在听取董贯的汇报后，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他回想起记忆中某些超越时代的模糊概念，给予了明确支持，并通过太子赵玮下令：“此‘分工协作，流水作业’之法，甚合大规模制造之理。
可于临安、建康、江陵、成都四处，择地设立‘火铳专造坊’，即按此法试行。
务求部件标准，可互换装配。
初期不必贪多，但求工艺纯熟，质量稳固。
朝廷将在钱粮、物料、匠役上，倾力支持！”
圣意已决，革新便以雷霆之势推行。
临安最大的“天字第一号火铳专造坊”被选定为试点。
工部、格物院调集了最好的管理官吏和技术大匠，按照“分解工序、专坊制作、流水组装、统一质检”的原则，对原有杂乱的生产模式进行了彻底的重组。
整个制造过程被精细地拆解为数十个环节：
原料准备：优质熟铁、精钢、硬木、燧石、铜料、皮革等，由专司采购验收。
枪管制造：分为“锻打毛坯”、“卷管锻接”、“镗铣内膛”、“外部修形”、“淬火回火”等多个子工序，每个子工序由不同的工匠小组负责，使用统一的模具和量具。
枪机制造：燧石夹、击锤、主弹簧、阻铁、扳机、保险等细小零件，分别由不同的“精密作”制作。
其中，主弹簧的淬火和弹性要求极高，设立了独立的“弹簧作”，由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傅把控。
木托制作：硬木切割、粗刨、细刨、按“法式”挖槽嵌铁、雕刻枪托曲线、打磨、上油……同样流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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