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姬为了给奚齐巩固兵权，重用“二五耦”（梁五和东关五）这两个靠阿谀奉承上位的奸佞，他们根本不懂治国，抓人只看“是否亲近太子”，连忠心耿耿的老臣都不放过。
为了扩军，骊姬还加重了赋税，老百姓本来就没饭吃，这下更是活不下去了，都城周边爆发了民变。
虽然最后被镇压了，可逃走的老百姓比之前多了三倍，田里的庄稼都没人种了，这就是后世说的“奸佞当道，忠良蒙冤”，晋国朝堂彻底成了乱局的温床。
更糟的是，狄国趁着晋国内乱，派兵攻占了晋国北部的两座城池。这次狄国伐晋用的是“声东击西”的法子，表面攻北部城池，实则派轻骑袭扰晋国粮道，这也是游牧民族常用的战术，偏偏晋国连防备的兵力都凑不齐——边疆的士兵早就因为欠饷逃得差不多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土被占。
你说这晋国，那会儿简直就是个空架子，内忧外患全凑齐了，就等着被别人拿捏。
晋国乱成这样，南方的楚成王可没闲着，他把目标又对准了郑国。
楚成王选在这时候伐郑，藏着“避实击虚”的心思——知道齐国要分神关注晋乱，楚国正好趁机抢占地盘，这种“抓准时机出手”的策略，也是他能让楚国崛起的关键。
去年楚国就占了郑国东部的三座城，今年听说郑文公偷偷跟齐国续签了抗楚盟约，楚成王一怒之下，拉上巴国、邓国、蔡国组成三万大军，以令尹斗子文为帅，再次去打郑国。
郑文公身边的大臣孔叔劝他：“齐国是中原同盟核心，楚国是南方霸主，咱们不能轻易倒向一边，不如坚守待援，看双方态势再做决定。”
这“以守待变”的思路，才让郑国没彻底沦为大国的附庸。楚军到了新郑城下，也不着急攻城，直接搞了出“水攻”——把新郑城外的河水挖了个口子，水顺着城墙往城里灌，没几天新郑的城墙就塌了好几处。
郑文公吓得赶紧登上城墙督战，喊着“保家卫国”，郑国的士兵也知道一旦城破没好果子吃，拼了命地抵抗。
楚成王还派人进城劝降，说：“只要你杀了齐国的使者，跟楚国彻底结盟，我就把之前占你的城池都还给你，还每年给你送粮食和丝绸。”
郑文公心里犯嘀咕，一边是打不过的楚国，一边是答应派兵救援的齐国，实在拿不定主意。
这边郑国急着求援，齐国那边也没耽误。齐桓公接到消息后，立马召集了鲁、宋、卫等九个国家的军队，凑了四万人，亲自带队去救郑国。
齐军到了新郑郊外，跟楚军对峙起来。
齐桓公知道楚军擅长野战，就玩了个“分兵战术”——这战术其实是借鉴了早年郑庄公“繻葛之战”的打法，集中主力破敌要害，分兵牵制敌军侧翼，在春秋时期屡试不爽。
具体部署是让鲁军绕到楚军侧翼进行牵制，宋军偷袭楚军后方粮道，自己则率齐军主力直奔新郑城外的河堤，把楚军挖开的缺口堵上，彻底解了新郑的水攻之围。
这种打法让楚军首尾难顾，只能收缩防线，双方一下子陷入僵持。
双方在新郑郊外打了三次小规模的仗，互有胜负。楚军野战厉害，可齐联军擅长守城，谁也赢不了谁。
打了半个月，楚国这边先撑不住了，因为听说晋国内乱，秦国可能会趁机攻打楚国南部，楚成王怕后院起火，只能主动撤军。
临走还把占领的一座郑城还给了郑文公，换来了郑文公“暂不跟齐国结盟”的承诺。
齐国这边也不好过，联军的粮草消耗太大，鲁国、卫国的军队本来就不想长期作战，天天催着撤军。
齐桓公没办法，只能也下令撤军，不过他没把兵全撤走，留下了一千个士兵驻守新郑，帮郑国防御楚国——这其实是“留质稳盟”的手段，既让郑国放心依附，又能监控郑国动向，避免郑国偷偷倒向楚国，也是春秋霸主控制中小诸侯的常用办法。
这一场拉锯战下来，楚国没占到多大便宜，齐国也没彻底保住郑国，郑国就这么成了楚齐之间的“缓冲地带”，暂时保持中立，谁也不敢得罪。
楚齐在郑国打得热闹，西边的秦国可没闲着，一直在偷偷布局。
秦宣公早就看出晋国内乱是个机会，之前就跟梁国订了婚姻盟，还跟狄国搞好了关系，现在夷吾逃到了梁国，正好给了秦国介入晋国的机会。
秦宣公跟夷吾签的协议里，特意加了“共同对抗狄国”的条款——一来是帮夷吾解决边境隐患，让他有底气回国；二来是秦国也怕狄国壮大，这“抱团抗狄”的约定，让双方的同盟更稳固。
为了摸清情况，秦宣公还派使者去了齐国，试探齐桓公对重耳的态度。
齐桓公说“我可以收留重耳，但暂时不会帮他回晋国”，秦宣公这才放心，确定了“先扶夷吾”的计划。
秦国还在晋国边境靠近梁国的地方设了个“细作据点”，派去的人伪装成商人，跟晋国边民做买卖，顺便打听消息，这种“以商为掩护”的情报手段，在春秋时期已经很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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