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冷意渗进土里，渗进石头缝里。阿勒河边的风从水面上刮过来，带着湿气，撞在人脸上像钝刀子磨皮。杨亮站在新砌的城墙马道上，裹紧了外衣——那是庄园女工用粗纺羊毛织的，厚实，但风还是能找到缝隙往里钻。
他眼前是一片开阔地，百十号人在那儿劳作。热气从他们躬着的背上、从刚拌好的灰浆坑里蒸腾起来，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号子声是低沉的，一声接一声，不整齐，但有种蛮劲儿；敲击声脆的闷的都有，铁钎凿石头是“叮——叮——”，大锤夯地基是“咚！咚！”；独轮车的轮子压过碎石路，“嘎吱——嘎吱——”，听着就牙酸。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比河风更有实感，是活人干活的动静。
这道墙不是要围成个死圈。当初和杨建国在油灯底下摊开草图，反复推演到半夜，最终定了这么个借地势的法子：北边倚着阿勒河的河湾，那一段水流缓，岸滩平，如今已是码头；西边靠着从庄园山谷里淌下来的溪水，水面不宽，但人是蹚不过去的。真正要人工垒起来的，只有东、南两面。拿绳子丈量了十几遍，总长六千四百米出头，比全围一圈省了近一半的工，防御却一样扎实——临水那两面，立些木栅、搭几个哨塔就够了，省下的石料人力，能把东、南两面墙砌得加倍厚实。
施工的主力是那六十几个维京俘虏。杨亮目光扫过去，那些人正两人一组，用木杠抬着条石往墙基走。快一年了，这些人脸上早没了当初上岸劫掠时的凶悍，眼里的光磨没了，只剩日复一日的麻木。腮帮子瘪下去，颧骨突出来，但不是饿的——杨亮没往死里用他们。伙食给足：早晚是杂粮饼子，掺了豆粉，拳头大一个；中午是豆子汤，稠的，偶尔汤里能翻出截咸鱼尾巴。衣服也够厚实，粗麻布外套着件填碎羊毛的坎肩，冻死了不划算。他们分成六队，每队有个监工盯着，民兵挎着刀在工地外围转悠。干的是最苦的活：采石场里撬石头，地基坑里挖土，抬那些死沉死沉的条石。
旁边另有一拨人，四五十个，是雇来的流民和周边村的自由民。这些人不一样，眼神活，手脚快。他们是冲着“盛京”开的工钱来的——一天管两顿饭，另给三个铜子，十日一结，从不拖欠。积极性高，通常负责技术活：砌石、调浆、校准墙面。有个矮壮汉子正蹲在墙根，手指抹了把灰浆，凑到鼻子前闻，又用指甲掐了掐硬度，这才朝后招手：“这坑行了，下石！”
整个工地一天到头不乱。百来人，各干各的，但又有条理。这进度，连见过世面的行商看了都咋舌——上月有个从科隆来的皮货商，站在坡上望了半天，下来后直摇头：“我见过伯爵筑城，三年才起一里墙。你们这儿……邪门。”
邪门背后是二十年的积累。杨亮心里清楚。
采石场在坡后头，隔着一片杉木林。沉闷的响声隔一阵就传来，“轰——”，像远天的闷雷，但地面跟着微颤。那不是雷，是黑火药在岩缝里小爆一下。用量是杨建国带着两个老工匠试出来的：羊肠做的药捻，塞进凿好的浅眼，堵土，点火，跑开。药量要刚好能崩开岩石的天然裂隙，又不能炸飞碎石伤人。试爆那天，杨亮站在百步外，看着烟尘腾起，石块沿着纹理裂开，像被巨手掰开的饼。成功了。如今这成了常例，省了人力凿眼，进度快了三成不止。
崩下来的石块大小不一，大如牛犊，小如人头。俘虏们用铁钎插进缝里，喊着号子一齐撬，石头滚下来，尘土飞扬。然后装上改良过的独轮车——这车是木匠坊今年春天的成果：轮子外缘包了铁箍，不怕碎石磨；轴套里嵌了硬木做的轴承，抹了动物油，推起来轻省不少。车斗前宽后窄，石块装进去不容易掉。沿着压实的土路，一趟趟往工地运，车辙在泥地上压出深深的沟。
墙基挖得深。杨亮下过令：地基深五尺，底下三尺铺碎石，掺石灰夯；上面两尺砌大块垫石。夯土的木杵都是统一制式，碗口粗的硬木，两头包铁。四人一组，举杵，落下，“咚！”一声闷响，地面微震。要夯到杵子反弹起来，才算合格。有个老石匠说过：“墙倒不倒，看根脚。”杨亮记死了这句话。
砌墙的灰浆是杨家的秘方。石灰窑在庄园西边山坳里，砍硬木烧，烧到石块发白酥脆，浇水化开，得过筛。掺的黏土是从北边五里外一处坡地挖来的，淡红色，细腻，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活性——杨建国试过十几种土，只有这种凝后最硬。细河沙要淘洗，不能有泥。比例是：三份石灰、两份红土、五份沙，加水调到黏稠如粥。搅浆用木杠，两人对站，一下一下搅匀，不能急，急了起泡，凝了不实。调浆的棚子有人守着，生人靠近就瞪眼。这不是小气，是立身的根本——方圆百里，别的领主筑墙用石灰掺黄泥，下雨就酥，三年就得补。杨家的墙，要管十年。
墙也分内外。里头用毛石——采石场崩下来的边角料，形状不规则，大小不一，但便宜，不浪费。砌时大石在下，小石填缝，灰浆灌满，求个稳当。外头用条石，尽量方正。有些是用水力锯石机粗切过的：溪边立个水轮，水流带动曲轴，锯条上下拉动，石料慢慢推进，“沙——沙——”响一天，能切出三块平整面。虽然糙，但垒出来墙面齐整，一条线笔直到底。人力切石？三天一块，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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