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书房窗外的庄园沉入一片静谧的黑暗，只有几处哨位的火把如豆。杨亮没有睡意，面前摊开的不是地图或账册，而是几张他自己涂改得密密麻麻的纸，上面写着些看似杂乱的项目：识字、军律、庄园简史、算数、莱茵河地理、卫生规条……墨迹新旧不一，是他断断续续记录的想法。组建专职武力的兴奋感退去后，一个更根本、也更棘手的问题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如何让这支即将成型、成分复杂的队伍，乃至让整个日益庞杂的庄园，真正凝聚成一个拳头，而不是一把散沙。
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又拉得很近。
仗打赢了，墙可以加高，甚至能组建一支脱产的精兵去当眼睛和拳头。可如果心不齐，墙再高也有被从内部打开缺口的一天，拳头再硬也可能砸向自己人。保禄看到了武力的重要，这很好。但作为掌舵的，不能只看到这个。
家里现在这些人，成分太杂了。最早的流民，后来的各路逃难者，现在又多了这五十多个前北欧掠袭者……再过些年，可能还会有其他地方来的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残留的血液，还有我们这几个格格不入的“赛里斯”灵魂。靠血缘分？根本不可能，我们杨家在这里是绝对的“异类”。靠宗教捆？那倒是中世纪最现成的强力粘合剂，一声“我们都是天主的羔羊”，很多隔阂就能暂时压下。但后患无穷。把解释世界的权力、道德的最终裁决权交给一个不受控制的教会组织，等于在自己家里埋下一颗不知道何时会炸的雷。格里高利主教的手想伸进来，我们尚且要百般设限，岂能自己主动把神坛立起来？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在考虑范围内。
剩下的，只有文化认同。听起来很虚，但细细想来，这或许是我们唯一能走通，甚至可能是最有优势的路。
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对绝大多数平民，甚至很多下层武士来说，就是领主老爷的规矩、教士的布道、口耳相传的故事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劳作方式。他们没有系统的文字教育，没有超越村落和领主范围的“共同体”想象。他们的忠诚和认同，往往局限于家族、直接效忠的领主或者教区。这是分裂的、脆弱的，但也是……可塑性极强的。
而我们手里有什么？我们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我们教孩子识字数算，不是为了解读圣经，而是为了看懂图纸、计算田亩、记录货殖；我们强调卫生和防疫，不是用“罪罚”来解释瘟疫，而是告诉他们热水、煮沸和隔离可以阻挡病魔；我们制定并公开宣讲明确的律条，惩罚和奖赏都力求有据可循，而不是完全依赖领主或教士的喜怒；我们组织生产，讲究分工协作和效率，而不是完全依赖传统的、低效的家庭为单位……这些，看似平常，但日积月累，就是在塑造一种全新的、以实用、理性、秩序和集体协作为底色的“活法”。这种“活法”，对于那些原本生活在朝不保夕、备受盘剥或浑浑噩噩状态中的人来说，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带来更安全、更富足、更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最强大的“感召力”，比任何天堂的许诺都更直观有力。
那些北欧俘虏的转变，就是明证。他们最初为活命而屈服，后来为相对公平的待遇和饱暖而劳作，最终，竟会为了保卫这个给予他们新“活法”的地方而主动请战流血。他们保卫的，不是杨家的姓氏，而是他们在这里获得的、有别于过去劫掠生涯的安定与希望。这种认同，是基于切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是对我们所建立这套文化的初步认可。
现在，要组建脱产的“战兵”，更要趁热打铁，把这“文化认同”的炉火烧旺、夯实。这三十人，未来可能是标杆，是种子。
想到这里，杨亮拿起笔，在纸上开始勾勒更具体的方案。窗外传来巡夜人单调的梆子声，更显夜的深沉。
几天后，杨亮将杨保禄叫到书房，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几页涂改的纸，旁边还有几本新装订的、纸张粗糙的册子。
“保禄，挑选战兵，体格、勇力、服从性，这些是基础，由弗里茨和你哥哥保禄去把关。”杨亮开门见山，“但光有这些不够。入选的人，必须再加一条：愿意学，至少不抗拒学。”
“学？学武艺战阵吗？”杨保禄问。
“那是当然，但不止。”杨亮指了指那些册子，“还要学这些。《常用千字》，不是《千字文》，是我和你娘简化编的，衣食住行、军令农时相关的字；《庄园律条与功过纪略》，明确告诉他们在这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好了如何奖，做错了怎么罚，还有庄园这些年经历过的大事，比如怎么打退的林登霍夫，怎么修的水库，让他们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什么，是怎么来的；《简易算数与地理》，至少要会数数、看懂简单的时辰和路程，知道咱们在阿勒河，莱茵河在哪，北边、南边大概有什么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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