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西南部夏县境内的西阴村遗址于1926年出土了一枚被切掉约六分之一的蚕茧，经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四百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古人最早利用蚕茧的考古证据。因为蚕茧是被切开的，所以推测西阴古人只是食用而不是利用蚕茧抽丝，而同时期或者稍晚在黄河流域其他遗址发掘的陶蚕茧才证实了家蚕起源于黄河流域。
1981年，河北正定南杨庄出土了两件陶蚕蛹，其年代为公元前三千四百年左右，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蚕陶俑。和陶蚕蛹同时出土的还有陶纺轮和丝织用的篦子和骨匕等，这说明早在五千多年前文明之初时蚕丝就被中国古人利用了。
黄河流域还有不少类似遗迹，如北京平谷上宅遗址发现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陶蚕形饰，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出土的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陶蚕蛹。
除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区，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那斯台，辽宁朝阳市的东山岗和三家子等地也发掘了数件蚕玉器，其年代也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这说明红山文化区也存在先蚕文化。
以上这些都不能直接证明五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经能够利用蚕丝织出精美的丝绸，但1998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的五千五百年前的丝绸碎片却是不允许辩驳的实物证据。
另外，1958年在湖州南郊的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碳化的绢片。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确定其为四千七百年前良渚古人的遗物，是世界上发现并已确定的最早的丝绸织物成品。
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的记载，并通过即位时间反推得出黄帝的生存年代为?公元前2717年至公元前2599年?，因为以上考古发现证实古人能够织造丝织品的历史最少也得五千五百年，难道是黄帝的生存年代有误？还是最早利用蚕丝的人不是嫘祖？大概率应该是后者，生活在古黄河中游的先人最初只是把野蚕当做食物，后来发现蚕能吐丝作茧，茧可以抽丝纺线织丝绸，于是开始尝驯化野蚕为家蚕，嫘祖应该是最早组织大规模种桑养蚕的，所以被后世尊为蚕神。
嫘祖将桑树害虫驯化成家蚕，后人继承发展了养蚕技术并创造了蚕丝文明。
商代时设女蚕，是典蚕之官。甲骨卜辞中以蚕神与商国君主上甲微同祭，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蚕事极为尊崇。
商代时，野蚕共有杯蚕（臭椿蚕）、棘蚕、栗蚕、蚊蚕四种，家蚕也称为螺蚕。野蚕和家蚕都是多化性，逐步演变而成二化性和一化性，并以三眠蚕为主。
周代有亲蚕制度，天子和诸侯都有公桑蚕室，夏历二月浴种，三月初一开始养蚕，对浴种、出蚁、蚕眠、化蛹、结茧、化蛾等蚕的生长形态，已有一定认识。对养蚕工具曲（箔）、植（蚕架）、筐（蚕匾）、蓬（芦席）等都有记载。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主要养一化性蚕（春蚕），而禁养夏蚕（原蚕），一年只养一茬，以免桑叶采伐过度而残桑。由此可见古人已懂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可叹高度文明的现代人却因为眼前的利益忽视了！
战国时期对蚕的习性认识加深，已认识到蚕无雌雄，蛾有雌雄，怕高温，喜一定湿度，恶雨。
秦汉以来对野蚕仍继续采集利用。魏晋南北朝时选种、制种技术有很大进步，己发明低溢控制家蚕制种孵化时间的方法。
宋代蚕事趋于完善，生产过程分为：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族、择茧、窖茧等。
明代对蚕种选择和品种改良都很重视，浴种用天露法，利用石灰水、盐卤水等浴法留取好种，淘汰低劣蚕卵。最早发现了杂交蚕种的优势并加以利用，以早雄配晚雌幻出嘉种。可见明时已能用一、二化性蚕蛾进行杂交而成体强丝多的新蚕种。
尽管几千年后，家蚕的育蚕技术不断完善，但野蚕也并没有被抛弃。
对于野生柞蚕的利用，宋元以前主要做丝絮、打线及纺粗帛用，宋元后山东登莱地区已推广人工放养野蚕，产量大增。同时纺丝织绸也告成功，野蚕生产遂遍布鲁、辽、陕、豫、贵、皖等省山区，柞蚕有拓、样、棘、萧、懈、椿、椒、柳、榆、枫、构、祀蚕等品种。
明代时对野蚕放养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经验，明末山东柞蚕丝绸已闻名中外，从此养殖野蚕由人工自然采集转化为人工放养收集的生产格局。
因蚕在五千多年前就已被古人熟悉并利用，所以它被神化并供养是必然的结果。
《管子·水地篇》记述：“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shī）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zhú），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千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能存而能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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