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拿着算盘的手慢慢收了回来。
他没有立刻接话，而是转身朝院子里看去。
院子西侧的空地上，十几个神机营嫡系士兵正在搬运昨夜从各家查抄来的粮食。
他们用的不是大宋惯常的人力扁担和独轮车。
两个士兵推着一台半人高的带橡胶轮的军用便携叉车，叉臂插进粮袋底下的木板托盘里，脚踩液压杆，一踩一顶，整整十袋五十斤的精米被一次性托起半尺高，然后推着走，稳稳当当地送到了西厢房廊檐下的指定位置。
旁边有辅兵配合搬运零散的杂物，码放有序，每一袋粮食放下之后，都有专门的嫡系士兵用炭笔在旁边的木牌上写下编号和重量，辅兵全程不碰账目登记。
从搬运到入库到登记，全程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扯闲话，没有一袋粮食放错位置。
宗泽在大宋做了几十年的地方官，管过漕运，管过赈灾，他太清楚大宋的仓储搬运是什么效率了。
国朝漕运搬工从船上卸粮，一百斤一袋的官粮从码头运到仓房，五十个人干一整天能搬三百石，中间还得歇三回工，喝四遍水，到了下晌还有人偷偷往裤腰里塞两把米。
眼前这十几个人带着那台他叫不出名字的器械，两刻钟的功夫已经搬完了至少五十石粮食，比大宋最熟练的漕运搬工快了十倍不止，而且全程账物对应，一粒米的差都出不了。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七珠算盘，乌木珠子上的油光在冻雨的灰白天色里黯淡无光。
赵香云从东厢房的门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冒热气的红茶，那是军用卡车上带来的物资，装在一个搪瓷缸子里。
她的军服扣得整齐，牛皮武装带勒着腰，走起路来军靴在湿漉漉的石板上踩出清脆的声响，步态不紧不慢。
她靠在东厢房的门框上，吹了吹茶水上的热气，目光落在宗泽的背影上。
“宗大人。”
宗泽转过身来看她。
赵香云喝了一口茶，搪瓷缸边沿碰着她暗红蔻丹的指甲，发出细微的叮声。
“大宋一百六十年的账，全是官官相护的糊涂账。”
她用下巴朝院子里那些堆成小山的银锭和铜钱努了努。
“三司六部层层经手，每一层都被蛀虫啃一口，啃到底下老百姓手里的时候，十成的粮饷只剩两成。”
“当年我母妃在玉蝶轩，连过冬的炭都领不到，就是因为这些人把宫里的月例层层克扣，最后落到我们手里的，连账面的一成都不到。”
“你觉得是你的算盘不够精，其实是从来就没人想让你算清楚。”
宗泽的嘴唇动了一下。
赵香云又喝了一口茶。
“将军的账跟你的不一样。”
“他算的是一发炮弹能稳住多少坊的秩序，一颗子弹能清掉多少吸百姓血的蛀虫。”
“你那算盘，算得清铜钱的出入，算不清大炮的口径，更算不清几十万百姓的活路。”
她的语气是慵懒的，每一个字咬得不重不轻，嘲弄里面藏着对大宋旧朝堂刻进骨头里的失望。
宗泽没有反驳。
他不是不想反驳，他只是在这一刻找不到站得住脚的论据了。
他在磁州做知府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清廉，任上赈灾放粮从不克扣，账目清清楚楚，经得起任何人查验。
但他也知道，他的清廉只是因为他自己不贪。
他管不了三司，管不了转运司，管不了漕运沿线的仓官和监押。
每年朝廷拨下来的赈灾粮，从汴京到磁州，经过五道手续，过四个仓，他最后拿到手里的永远只有账面上的六成。
剩下的四成去了哪里，他心里清楚，但他做不了什么。
他能做的只是把到手的六成分得再干净一些，再公道一些。
可现在他亲眼看见了另一套账目。
那套账目不讲清廉，不讲操守，不讲哪个官员是君子哪个官员是小人。
它只讲一件事：物资从这里进了多少，到那里出了多少，中间差了多少，差的部分谁拿的，拿了的人现在在哪里。
如果物资到不了该去的地方，不是上疏弹劾，不是参本待查，不是等三年五年的朝议。
是派兵踹门。
是搬空地窖。
是刺刀见血。
宗泽沉默了很久。
冻雨下得更密了，雨水从他的棉袍领口往里渗，他没有躲。
他把手里的七珠算盘放在了条案上，乌木珠子碰着桌面发出轻轻的哒声。
然后他拿起了那支张虎放在桌上的铅笔。
“张连长。”
张虎愣了一下，从椅子上坐直了。
“教老夫认一认这些数字符号。”
宗泽的声音是平的，带着一个做了几十年父母官的人特有的务实。
“午时之前，老夫要把城南三个坊的赈灾粮按新的账目规则发下去。”
他的脊背没有弯，腰杆挺得笔直。
但他手里拿着的，不再是那把用了十几年的七珠算盘，而是一截两寸长的铅笔。
张虎看了他一眼，咧了咧嘴，从文件夹里又抽出两张空白表格纸，拍在条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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