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汉东大酒店最大的会议室再次坐满了人。
还是那张长条会议桌，还是那五方人马，但气氛与三天前已截然不同。空气中少了些剑拔弩张的紧张，多了几分务实与期待。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在光洁的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高育良坐在主位，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个人。他注意到许家引今天系了一条深蓝色领带，与三天前的暗红色不同——这或许是个微妙的变化。
陈炳的坐姿也放松了些，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绷着肩膀。
余承南面前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架构图。
曾流天则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正在做最后的审阅。
“各位，”高育良开口了，声音温和而清晰，“三天时间过去了，相信大家都认真研究了我们上次讨论的方案。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方的最终意见。”
他顿了顿，目光首先投向陈炳：“陈董，大康汽车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
陈炳抬起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面前的文件边缘。三天来，他几乎没怎么合眼。白天召开党委会、董事会，晚上和班子成员一遍遍推演各种可能。作为国企负责人，他太清楚这种重大决策意味着什么——成功了是集体的功劳，失败了却可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但高育良给出的方案，确实在最大限度上平衡了各方利益。大康保留了30%的股份，保住了董事长的位置，国有资产评估也由权威第三方进行。更重要的是，那份方案中还明确写道：“大康汽车现有职工全部转入新公司，工龄连续计算，待遇不低于现有水平。”
这一条，让他终于能够说服那些担忧的老同志。
“高省长，”陈炳开口了，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很坚定，“大康汽车党委会和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个混改方案符合中枢的精神，也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没有不同意见。”
他说得很平静，但心中却是波涛汹涌。三十年的大康汽车，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到今天，经历了无数次改革，但这一次可能是最深刻的——从一家纯国有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打破许多固有的思维和习惯，意味着要与民营企业、科技公司深度融合。
他想起昨晚和老书记通电话时，那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说：“陈炳啊，改革就是要敢闯敢试。当年我们搞大康的时候，不也是从零开始吗？只要对职工好，对企业好，对神州国好，就大胆去干！”
那些话，给了他最后的勇气。
高育良点点头，目光转向高东辉：“东辉主任，国资委这边呢？”
高东辉摘下眼镜，用绒布仔细擦拭着镜片。这个动作他做了许多次，每当需要慎重思考时，他都会这样做。镜片擦得锃亮，仿佛能帮他看得更清楚些。
三天里，他带着国资委的骨干力量，把方案中的每一条条款都拆解分析。他们咨询了法律顾问，请教了经济专家，甚至调阅了全国各地类似的混改案例。结论是一致的：这个方案设计得很专业，既考虑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的市场化运作留下了空间。
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高育良在方案附录里写的那段话：“新能源汽车是神州国的战略新兴产业，汉东省若能在此领域率先突破，不仅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更能为神州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这段话，触动了他作为经济工作者的使命感。
“高省长，”高东辉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变得锐利，“国资委组织了专题论证会，邀请了政法大学、财经大学的专家参与评审。专家们的意见是，这个方案在法律上是完备的，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是稳妥的。我们同意推进。”
他说得很正式，但心中却是松了口气。作为国资委主任，他最怕的就是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但高育良的方案，设置了层层保护机制——资产评估、股权转让限制、职工安置保障、未来收益分配……每一条都堵住了可能的漏洞。
这样的设计，不是外行人能做得出来的。高东辉不禁多看了高育良一眼，这位学者出身的省长，在经济实务上的造诣，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高育良微微一笑，目光落在许家引身上：“许董，桓大集团董事会研究得如何？”
许家引没有立即回答。他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带着微微的苦涩。
这三天，他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先是连夜飞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十三名董事中有五人明确反对，三人犹豫不决。反对的理由很直接：500亿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风险太大；而且只占40%的股份，连控股权都没有。
那场董事会开了整整八个小时。夏海均展示了详细的市场分析报告，财务总监提供了资金安排方案，战略发展部负责人陈述了转型的必要性。但真正说服那些反对者的，是许家引最后说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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