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副担架，在山道上排成长长的一列，盖着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那是能找到的最好的裹尸布。拾担架的人走得极慢，不是路难走，是步子沉。走在最前面的担架上是周大勇，遗体还算完整，只是胸前有三个弹孔，血已经凝固发黑，和军装粘在一起。
陈锐走在队伍最前面，没回头。他怕一回头，看见那三十副担架，就会想起周大勇最后咧嘴笑说“长征时我欠你一条命”的样子。警卫员想帮他背枪，他摇头，自己把那支打空了弹匣的驳壳枪挎在肩上，枪管还是烫的。
进山谷时，天刚蒙蒙亮。留守的人全出来了，站在路两边，没人说话。只有风穿过岩缝的呜咽，像哭声。
担架在谷底那片稍平的空地上放下，整齐排成三排。赵守诚走过去，掀开盖在周大勇脸上的衣角，看了看，又轻轻盖上。他转身，面向众人，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同志们，乡亲们。”他的声音沙哑，在晨风里飘，“咱们的周排长，还有这二十九位同志，昨天晚上，在柳庄……走了。”
人群里传来压抑的啜泣声。一个妇女捂住嘴，肩膀剧烈抖动——那是周大勇去年从扫荡中救出来的，她男人死在那一场，周大勇把她和孩子背进山。
“他们为什么走？”赵守诚的声音高了些，“为了炸掉鬼子的毒气弹！为了不让那些毒气灌进咱们藏身的山洞！为了让咱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能多喘一口气，多活一天！”
他走到第二副担架前，掀开衣角。是个年轻战士，不超过二十岁，脸上还带着稚气，眼睛没闭，望着天。“这个小同志，叫李满仓，河南人，爹娘饿死了，跟着逃荒队伍走到山西，去年参军。他说，等打跑鬼子，要回老家，把爹娘的坟修一修。”
又走到第三副担架，第四副……每掀开一个，就说几句。有的是老兵，长征走过来的；有的是新兵，刚学会打枪；有的是工人，放下锤子拿起枪就没放下。
陈锐一直站着，没动。他看着赵守诚，看着那些担架，看着哭泣的人群。刘春生拄着拐杖——腿上的伤包扎了，但还走不稳——拿着个小本子，挨个问还能说话的伤员：牺牲的同志叫什么，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有什么遗言。他问得很细，记得很认真，眼眶通红，但没哭。
追悼会很简单。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只有三十块木牌，用烧黑的木炭写上名字，插在担架前。赵守诚领着大家鞠躬，三鞠躬。然后，陈锐上前。
他站在周大勇的担架前，看着那张熟悉的脸。这个老红军，过草地时把最后半块青稞饼分给他，说“陈锐同志，你是读书人，不能饿着脑子”；打黑石峪时，第一个抱着炸药包冲上去；转移路上，总是抢最重的设备背。
“老周，还有诸位同志。”陈锐开口，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能听见，“柳庄，咱们打下来了。鬼子的毒气弹，全炸了。火焰喷射器，烧了。弹药库，掀了。鬼子一个中队，被打残了。”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这一仗，值不值？我说值。不是因为这三十位同志换来了多少战利品，而是因为，他们用命告诉鬼子：狼牙山的八路军，你困不死！你吓不倒！你敢来，我们就敢打！”
“现在，他们躺在这儿了。可咱们呢？咱们还站着。咱们得接着活，接着打。不是为了报仇——报仇太轻了。是为了他们没看到的那个明天：那个没有鬼子、能吃饱饭、能安心种地、孩子能上学的明天。”
他弯腰，从周大勇胸前摘下一个破旧的皮夹——那是缴获的日军军官证件夹，周大勇用来装他攒的烟叶。打开，里面没有烟叶了，只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是半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地图，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画了一条线：从江西到陕北，再到狼牙山。
“这就是老周走过的路。”陈锐举起那张纸，“现在，路还没走完。咱们得替他，替所有倒下的同志，走下去。”
他把纸重新折好，放回皮夹，塞进周大勇胸前口袋。“老周，你先睡。路，我们接着走。”
人群里，哭泣声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但不再绝望的沉默。---
埋葬工作在下午进行。选了山谷向阳的一面坡，挖了三十个坑。没有棺材，用草席裹了，轻轻放下去。土一锹一锹盖上去，渐渐隆起三十个小小的土包。
沈弘文一直站在远处看。他没去帮忙挖坑，因为齐家铭和赵老三拉着他，在检查带回的受损装备。
岩洞里摊开一堆东西：炸变形的竹筒炮、打空了弹链的歪把子机枪、几个破损的火焰喷射器燃料罐、还有几十发没打响的子弹。
“哑火率，大概一成五。”沈弘文捡起一颗子弹，弹壳底部的底火帽只有浅浅的击痕，“比预想的低。但这一成五，可能就是一条命。”
齐家铭拆开一挺炸坏的竹筒炮：“竹子强度还是不够。近距离威力可以，但超过二十米，铁砂就散了。而且……”他指着炮身裂开的地方，“一旦炸膛，自己人先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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