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风遥这些日子被刘泽清留下的烂摊子折腾得焦头烂额。
青石关一役虽歼刘泽清部两千余，可剩下的官兵、辅兵、匠人连带家眷，林林总总竟还有八万之众！遣散？朝廷囊中羞涩，半个子儿也掏不出来。整编？这八万人马就像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更何况那三万主力在刘泽清手下散漫惯了，打仗不见多厉害，脾气倒是一个比一个冲。剩下五万多张嘴更是天天等着吃饭，如何安置成了天大难题。
王公弼在一旁看得分明，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虎狼之师，谁接谁烫手。他捋着胡须，想起上次被这小子“借”去背书的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任大人啊，”他凑近几步，摆出一脸爱莫能助的诚恳，“这等兵家糙活，俺一个文弱书生实在插不上手。您手段高、魄力足，还得您来主持大局呀！”——话里话外，把“烫手山芋”轻轻巧巧推了出去，偏偏姿态还摆得极低。
任风遥心里门儿清，知道这老狐狸是逮着机会“报了一箭之仇”，可眼下也确实无计可施，只得先派黑牛带人看管着，等朝廷示下。
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王公弼连灾后钱粮发放的差事也一并“托付”给了他：“缴获的钱粮是任大人您上交的，如何发放，自然还是您来定夺，下官全力配合！”
任风遥听得牙痒痒，暗骂这老爷子记仇——不就是上次拉着他一起办了刘泽清嘛，至于这么“礼尚往来”？
可他心里也明白，王公弼的推脱并非全无道理。在崇祯朝，管钱管兵都是动辄得咎的险差，王公弼身为地方文官，谨小慎微也在情理之中。反倒他自己，如今圣眷正隆、又无家室牵累，加上“青石关”大捷逼退清军的威势傍身，纵有些出格之举，旁人也都睁只眼闭只眼。
这么一想，任风遥倒也释然了几分，只好一边咬着牙统筹全局，一边在心里盘算：下次再“合作”，定要从这老狐狸身上讨回点利息来！
王公弼这番甩手，还真不是要看任风遥的笑话，实在是“君威难测”与“动辄得咎”：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十四位兵部尚书。他勤政却多疑，对臣下惩罚严苛。在这样一位君主手下，“不做事”往往比“做错事”更安全。王公弼将处置八万叛军和发放钱粮这等棘手事推给任风遥，是规避个人政治风险的典型操作。
王公弼的推脱，并非简单的懒惰或无能，而是在恶劣政治生态下的生存智慧。他深谙在明末，越是勇于任事、力挽狂澜的官员（如孙传庭、卢象升），越容易因一时失利或朝中谗言而身败名裂。
将烫手山芋抛给圣眷正隆的任风遥，是风险最低的选择。任风遥成功了，他作为配合者能分润功劳；任风遥若失败了，他则能最大限度撇清责任。
当然，他并非完全撒手不管，而是以“配合”的姿态积极参与。这既是在关键事务上保留一定发言权，避免被彻底边缘化，也是在传达一种“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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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赵知府曾率领五千多名青州乡勇驰援青石关，虽未赶上实战，却让任风遥看出了这支力量的潜力。他首先与赵知府商议，打算将这批人全数编入“青州安民团练”，并交由红瑛姑统一操练。
赵知府那日亲眼见识任风遥所部攻打青石关的场面——火器之利、行动之速、兵将之勇、纪律之严，心中早已万般认可。加之清楚任风遥的品性，又见陈千户仍在养伤，便顺水推舟，欣然应允。当然，眼下最紧要的，仍是指挥这些人先清理满山遍野的清军尸骸，并修复遭破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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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风遥望向青石关外刘泽清留下的近两万八千人马（为野战主力，后续辎重辅兵等还未到），心中着实为难。
虽然由于刘泽清军中带头闹事的骨干兵将已被尽数诛杀，剩下的多是基层哨总、把总，以及绝大多数的普通兵卒。
但人数庞大，成分复杂：除了世袭的军户，更多是灾荒中逃亡的流民、被收编的土匪山贼、各地豪强的乡兵部曲，甚至还有哗变投降的农民军旧部。当兵不为忠君报国，只为“吃粮活命”——军饷若断，劫掠即起；主将若死，部队立散。
他虽知后世的“人民军队”曾有改造旧军队的成功先例，但眼前这支明末军阀私兵，情况却大为不同。此时的官军，虽名义上仍属朝廷，实则已高度私兵化——如左良玉、高杰、刘良佐等将领，其核心战力皆由自己筹饷、募兵、蓄养，兵将只知有将，不知有朝，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丁武装”。
任风遥一心想保持自身队伍的阶级纯洁与战斗信念，对这样一群兵痞流民混杂、纪律败坏的旧军，实在不愿收编。哪怕人数众多，他也难下决心。最终只好命黑牛带人严加看管，等待朝廷派人接管。
然而，令任风遥头疼的难题，在黑牛眼中却格外“有趣”。
自沂水县被设为农民军大本营以来，黑牛早已带人将方圆百里内的土匪山寨扫荡一空，对付这类乌合之众，他可太熟了——什么三万人马的大营？不就是个放大版的土匪窝吗？“大当家”和大小头目既已伏诛，剩下的还不是一盘散沙？别看自己手下只有几百人，看住这帮人，他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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