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最终还是颔首，默许了那纸与后金（清）的“议和协议”。
庙堂之上围绕攻击任风遥展开，却戏剧性收场的一幕表演，不过是崇祯朝末年的寻常剧目。
纵观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党争”与“人整人”的现象如此突出，根子就在权力高度垄断、资源尽归于上的系统中，皇帝的信任成为唯一的硬通货与通行证。
正因如此，如何取悦圣心，就变成了比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
自诩为“道德楷模”的士大夫们发现，想要赢得皇帝的信任是很难的。但是，想要让皇帝不信任谁，却很容易——尤其当遇到崇祯这类耳根子软、“多疑症\偏执逛”的时候。
当争论“事理”的对错，远不如攻击“人品”的污点来得高效时，攻讦替代了辩论。
曾为纠偏而设的“清议”与言官“风闻奏事”之权，至此已彻底沦为了党同伐异、权力倾轧的精致工具。
锦衣卫出身的李鼎，早就看透了官场的本质，所以，他也只能用这些鬼蜮伎俩来保护任风遥。
当远在山海关外的吴三桂奋力搏杀时，决定如何书写这段历史的文官们，正安然端坐于京师的茶几旁，“滋溜滋溜”饮着清茶。他们才不会将王朝倾覆的半分责任，归咎于自身。
——
震慑住了关外，安抚了吴三桂，算是把来自北面的威胁暂时解除了。风遥的目光投向了剧烈动荡的中原。
崇祯十六年（1643年）
初夏的风掠过中原大地，却吹不散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战火与阴霾。
此时的李自成，早已不是昔日流窜的“闯王”了。自三月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后，终于意识到了治理的重要性，开始想起来在占领区（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等）捋捋自己的发展脉络了。
他开始尝试构建一个政权的雏形。仿明制设立六政府，州县设官，布告安民；整顿军纪，严令“马腾入田苗者斩”，“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严束部下；同时开仓放粮，赈济饥民；更打出“均田免粮”旗号，让无数濒死的百姓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这幅画卷的底色，依然是流寇时代的潦草与急就。
他的政权，像一个匆忙搭建的戏台。文官体系多由不得志的明朝降官和底层文人充任。
他们熟读诗书，却未必懂得治理；所谓的“均田”，多数时候仅是打土豪、分浮财的运动式狂欢，并未建立起一套清查土地、分配生产、稳定赋税的可持续制度。
秩序，更多依靠军队的威慑而非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
他的根基，建立在流沙之上。
几十万大军和随行家属的消耗是天文数字。刚刚控制的地盘无法立即产出足够的粮饷，于是，“追赃助饷”——“拷掠”明朝官僚、富户以获取军资——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手段。
这虽然能快速聚敛财富，却无异于杀鸡取卵，严重破坏了占领区本已脆弱的经济结构，更让士绅阶层与新政权彻底对立。
尽管许多措施仅具其形，远未扎实，但对比明朝官府的无能与盘剥，却还是让百姓“望贼如望岁”。
他的成功，源于旧王朝的腐朽，而非自身的新生。
他给了绝望的百姓一个摧毁旧世界的锤子，却没能提供一个建设新世界的蓝图，没有将军事胜利转化为长期、稳定、合法统治的复杂能力。
他有朦胧察觉，却无暇深究。
历史的聚光灯已经打在他的身上，明朝的废墟近在眼前，巨大的机遇和惯性推着他，只能沿着“扩大地盘、继续进攻”的路径狂奔。
他把目光投向了西北，那里有更坚实的土地，西安，有他念念不忘的“根基”。
——
李自成中军大帐。
烛火在帅帐里晃着，把河南到北京的驿道在地图上照得发亮。
帐下将领攥着刀柄往前凑，群情激荡：“大王！咱们已经占了河南大半地盘，明军早成了惊弓之鸟，眼下直接往北打，过了黄河就是保定，用不了俩月准能踏平紫禁城！”
三十七岁的李自成异常冷静，并未受到众将影响，指尖顺着黄河往上游滑，最终停在陕西地界，指甲在西安城的标记上压出一道印。
他抬眼时，帐里的喧闹声渐渐低了下去。李自成耐心分析道：
“北京不是那么好打的，非旦夕可下。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在河南的粮道刚刚稳住，此刻贸然北上，后有彰德、卫辉明军没除，前有居庸关守军堵截，粮草线一断，咱们就是悬在半空的兵。”
他把油灯往陕西挪了挪，油光漫过潼关、延安：
“我意，先取西安。其一，此地乃我等起家之所，根基犹在；同时，还有不少旧部在那边等着汇合。
其二，可彻底端掉孙传庭的老巢，断明朝西北一臂；
其三，以陕西为基，立稳脚跟，再图东进，方是万全之策。”
将领们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那块地界连着河南的粮道，又挡着明朝的西北兵，确是进退都稳的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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