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作为公诉人第一个发言。
她没有站在公审台上，而是走到台前，面向广场上的数万民众，开始陈述:
“同胞们，昨天在这里，我们共同见证了新国家的诞生。也在这里，我们中有十七位同胞永远失去了生命，四十三人受伤，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伊尔莎·米勒——为保护国家领导人、保护这场大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她顿了顿，让这些话沉淀:
“今天，我们要弄清楚: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为什么有人要破坏千万人期盼已久的黎明？”
她转身，指向斯奈普:
“斯奈普·霍夫曼，霍夫曼纺织机械厂的前所有者。在他的工厂账本上，过去十年，有三十七名工人因工伤死亡，一百二十三人致残。按照帝国旧法，他总共只需赔偿不到一千银币——平均每条人命不到三十银币。”
她从助手手中接过一本厚厚的账册，高高举起:
“这是从他的秘密保险柜中搜出的真实账本。上面明确记载:为了‘降低成本’，他指示工头使用劣质齿轮和皮带；为了‘提高效率’，他强迫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为了‘减少支出’，他拒绝安装安全防护装置。”
“而与此同时，”玛丽翻开另一页，“他的私人账户上，过去十年净利润超过八十万银币。他在帝都购置了三处豪宅，在南方有庄园，在卡森迪亚的银行有秘密存款。”
广场上一片死寂。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但这还不是全部。”玛丽的声音更冷了，“在大典前夕，他聚集了七名资本家，策划了双线破坏:资助沃尔科夫的武装行动，同时自己纵火烧毁仓库、散布谣言，企图制造二次恐慌，逼新政权妥协。”
她出示了会议记录、资金转账凭证、纵火者的供词。
接着，她转向沃尔科夫:
“阿列克谢·沃尔科夫，前帝国近卫军第三团团长。帝国崩溃后，他没有选择投降或隐退，而是组织了这支由旧军人、贵族私兵和第六处残余组成的破坏集团。”
“在他们的行动计划图上，”玛丽展示了一张手绘的广场地图，上面用红笔标注了多个爆炸点和狙击位置，“明确计划在大典高潮时，同时引爆六处炸弹，制造最大规模混乱，然后由狙击手刺杀维克多同志。”
“他们准备了特制的炸药和淬毒匕首，目的是不仅要杀人，还要中断维克多同志的晋升仪式，从精神和肉体上双重摧毁新政权的中枢。”
证据一件件展示:缴获的炸药、武器、行动计划、被捕死士的供词、现场勘查报告……
轮到被告人陈述时，斯奈普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
“那些账本是伪造的！是有人陷害我！”他声音尖利，“我承认我管理严格，但那都是为了工厂运转！工人出事是意外，我都按法律赔偿了！”
叶莲娜平静地问:“按哪条法律？帝国《工厂事故赔偿条例》规定，死亡赔偿金应为死者三年工资。你厂里工人日均工资十五铜币，三年合计不到二十银币。这就是你说的‘按法律赔偿’？”
斯奈普语塞。
这时，公诉方传唤了第一名证人——一个拄着拐杖的中年男人。他艰难地走上证人席，指着斯奈普:
“我认得他。五年前，我在他厂里开冲压机。机器老旧，我申请更换零件，工头说‘老板要省钱’。结果齿轮崩裂，碎片打穿了我的左腿。”
他撩起裤腿，露出狰狞的伤疤:“骨头碎了，医生说必须截肢。斯奈普派人送来十银币，说‘要么拿钱走人，要么一分没有’。我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我拿了钱。”
男人声音哽咽:“没了腿，找不到活计。去年冬天，小儿子病了，没钱买药，死了。”
他死死盯着斯奈普:“十银币。我一条腿，我儿子一条命，就值十银币？”
斯奈普脸色灰败，不敢对视。
第二个证人是沃尔科夫的前部下，一名在行动中被捕的第六处特工。他在审讯中选择了合作。
“行动计划是沃尔科夫亲自制定的。”特工的声音通过扩音法器传出，“他说，目标不是杀死多少人，而是要摧毁‘信念’——让新政权在诞生的第一天就颜面扫地，让人民怀疑他们连一场大典都保护不了。”
“炸药是卡森迪亚方面通过秘密渠道提供的，淬毒匕首来自第六处的库存。沃尔科夫说，这次行动成功后，流亡政府会正式任命他为‘复国军总司令’，卡森迪亚会提供更多援助。”
这些证词彻底撕碎了被告人的伪装。
当最后一名证人——一名在大典踩踏中失去女儿的母亲——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指着斯奈普喊“你还我女儿”时，斯奈普终于崩溃了。
“我……我只是想保住我的财产……”他瘫坐在被告席上，喃喃自语，“我没想害死那么多人……我只是想让他们妥协……”
沃尔科夫则始终保持着空洞的沉默。直到审判员问他是否最后陈述时，他才抬起头，看向广场上的人群，嘴角扯出一丝扭曲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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