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晋藩出银二十万两，募乡勇三千人，修缮太原城垣，昼夜不息；代藩捐米万石，分给大同守军，传?亲登城楼督战，昼夜不辍；沈藩出金千两，购弓箭、火药，支援潞安守军，严禁府中仆从奢靡。”这些平日里连一文钱都舍不得多花的亲王，此刻却心甘情愿地掏出家底，只因他们终于明白，一旦失去了王府的庇护，自己什么都不是。
张凤翼看完这些消息时，案上的烛火已经燃了大半，烛泪顺着烛台缓缓流下，凝结成一道道冰冷的痕迹。他看着奏报上藩王们“捐资助守”的记载，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意——有嘲讽，有无奈，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
果然，只有让这些宗室疼到骨子里，他们才肯拿出钱来。可他也清楚，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宗室的贪婪早已刻进了骨子里，一旦义军退去，他们定会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把今日捐出的银子加倍赚回来。
更让他忧心的是，宗室的态度，早已悄然塑造了农民军的行动方向。对饥寒交迫的农民军而言，藩王府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王府里堆积的粮食，能解决全军数月的温饱；府中收藏的金银，能购置兵器、招募新兵；甚至连王府强占的土地，都是义军“均田免赋”口号最好的注脚。每一座藩王府的存在，都是当地社会矛盾的焦点——百姓们看着藩王作威作福，自己却食不果腹、无立锥之地，心中的怨恨早已积压成山，只待一个爆发的契机。而农民军恰恰利用了这份怨恨，每到一处，必先攻打藩王府，将缴获的粮食、财物分给百姓。这样一来，既能补充军需，又能赢得民心，义军的队伍也随之越来越壮大。
可宗室们却始终看不清这一点。他们依旧抱着“天潢贵胄”的傲慢，对农民军采取强硬态度——晋王下令“凡擒获义军者，赏银五十两”，代王甚至纵容士兵残杀被义军裹挟的百姓，声称“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人”。他们以为这样能震慑义军，却不知这种强硬，反而让自己成了更显眼的靶子。农民军本就对藩王府恨之入骨，宗室的反抗更让他们下定了“先除藩王，再取天下”的决心。
彼时的明朝宗室，早已不是洪武年间那寥寥数支血脉。
从燕王朱棣登基，到万历皇帝大肆分封，两百余年的繁衍让宗室子弟膨胀至数十万人之众。他们无需耕作，不必经商，甚至不用承担分毫赋税，仅凭“天潢贵胄”的身份，就能从朝廷领取丰厚的禄米。单是山西一省，每年供给晋王、代王、沈王的禄米就达八十万石，几乎占了山西全年漕粮的六成；河南的福王更是夸张，万历皇帝赐给他的土地达两万顷，从河南到山东，沿途州县的良田被强行圈占，无数百姓失去生计，沦为流民。
这些禄米与土地，像一张巨大的网，吞噬了地方乃至中央的大部分税收。每年秋收之后，州县官们第一件事不是赈济受灾的百姓，也不是修缮年久失修的水利，而是亲自押着漕粮运往藩王府邸，生怕慢了半分被冠上“不敬宗室”的罪名；户部库房里，本应用于辽东战事的军饷，往往刚入仓就被宗人府的文书划走，变成宗室子弟府中宴会上的琼浆玉液，变成王府花园里新修的亭台楼阁。
张凤翼不是没见过辽东前线的奏报。去年冬天，蓟辽总督袁崇焕的奏折里写着：“士兵衣不蔽体，甲胄锈蚀，冬日无棉衣御寒，只能煮草根为食，甚者嚼食树皮”；可同一时间，洛阳福王府的密报却称：“福王每日设宴，席间珍馐数十种，剩余饭菜皆弃之不用，府中囤积的粮食足以供全城军民食用三年”。更让他心寒的是，去年辽东战事吃紧，他召集宗室亲王商议捐资助饷，福王却以“祖训未载”为由拒绝，甚至暗中联合其他藩王上疏，指责崇祯“违背祖制，苛待宗室”。
崇祯也曾试图削减宗室禄米，万历年间定下的“亲王岁禄万石”标准，到了崇祯年间早已难以支撑。可每次刚在朝堂上提出动议，就被宗室亲王和维护宗法的大臣们群起而攻之。他们捧着泛黄的《皇明祖训》，跪在丹陛之下高喊“动摇宗室即动摇国本”，把崇祯的改革提议驳斥得一无是处。有一次，晋王甚至在朝堂上直言：“臣乃太祖血脉，陛下若削臣禄米，便是不孝先祖！”
夜幕渐深，乾清宫的烛火依旧亮着。窗外的风声愈发凄厉，崇祯抬起头，望向殿外漆黑的夜空，那里没有星光，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正一点点吞噬着这座巍峨的宫城，吞噬着他朱家二百余年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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