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海船及火炮试制纲要》的墨迹未干，其所掀起的波澜已从西郊旧官仓那间灯火通明的研析房，迅速扩散至帝国的各个角落，搅动着无数既得利益的深潭。
反对的声浪首先在朝堂的“清议”层面达到高潮。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无数奏章和私下的议论，将“仿制夷器”斥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的狂悖之举。更有老成持重者痛心疾首，称此乃“舍中华礼乐衣冠之正，逐泰西奇技淫巧之末”，长此以往，“人心不古，天下危矣”。这些声音虽未能直接阻止督办署的运作，却在舆论场上布下了浓厚的阴云，使得任何与“泰西”、“夷船”相关的字眼都变得敏感起来。
然而，真正的杀招，依旧潜藏于实务的壁垒与利益的暗处。
李之藻拿着徐光启批示的《试制纲要》，奔走于工部各司及南京龙江提举司、福建泉州船厂等要害部门之间，所遇软钉子之多，远超预期。工部虞衡清吏司的郎中，面对那份需要大量精铁、特殊木料、熟练匠役的物料清单，先是推说“历年积欠，库藏不丰”，后又言“江南税银专项，户部调拨文书不全，未敢擅动”。南京龙江船厂的回文则满是“匠役凋零，巧手难觅”、“旧制森严，未得上谕，不敢擅改船式”的托词。泉州船厂的管事更是直白暗示：若要试制新船，需得先“打点”好地方上管着物料采买、匠户调拨的各级官吏，否则“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东南沿海试制工坊的选址也屡生波折。孙传庭持督办署公文，与那位较为开明的俞总兵会商，初定在浙江台州外海一处有卫所庇护、相对隐蔽的港湾设立工坊。然而，消息不知如何走漏，当地几家与海运、渔业利益攸关的豪族立即串联起来，通过地方官上书，声称该处乃“龙脉所系”、“渔民生计所依”，若设工坊打造军器，恐“惊扰地灵”、“断绝民路”，请求另择他处。背后，显然有海南集团及其陆上关联势力的影子。
甚至，连那场刚刚取得的“靖海”小胜，也被人做了文章。有言官弹劾孙传庭“擅启边衅”、“滥杀冒功”，称被剿灭的海寇中“多有被胁良民”，要求追究责任。虽查无实据，却也牵制了孙传庭不少精力。
压力，如同四面八方挤压而来的无形墙壁，考验着督办署的每一个环节，也考验着徐光启的耐心与手腕。
徐光启对此并不意外。他深知，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他不再试图正面突破所有壁垒，而是采取了更灵活、甚至有些“不合规矩”的策略。
对于工部的拖延，他不再纠缠于公文往来，转而通过私人渠道，联络了几位因“考成法”而得到提拔、出身寒微、急于立功的工部低品官员，许以督办署“协办”的临时差事及未来可能的奖掖，让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绕过层层关卡，直接从工部下属的一些相对独立的物料场、匠作坊中，“调剂”出部分急需的优质铁料和特定木料，以“火器协办处实验用料”或“修缮旧船应急”等名义，分批运出。
对于船厂的推诿，他授意李之藻，不必强求官营船厂全面配合，可以尝试寻找民间有实力的船寮。通过“匠网”中沿海节点的关系，李之藻秘密接触了福建漳州一家世代造船、因不愿行贿而备受排挤、濒临倒闭的私营造船世家。徐光启冒险从自己的“养廉银”和江南部分新政官员的“捐输”中，凑出一笔款项，以“定制特殊商船”为名，与这户人家签订了密约，要求其按照宋应星提供的改良图纸，秘密试制一艘缩比例（约为真船三分之一）的试验船体，并承诺若成功，将来必有回报。同时，他又让孙传庭协调俞总兵，以“水师需修缮几艘哨船”为由，在军营内划出一小片封闭区域，由督办署派遣核心工匠，尝试组装那批正在攻关中的“长身管加农炮”原型。
这是一场在规则边缘的冒险，是在庞大官僚机器缝隙中寻找生机的游击。每一步都冒着被弹劾“擅动钱粮”、“私相授受”、“结交奸商”的风险。但徐光启别无选择。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打破僵局，赢得更多支持，尤其是……赢得皇帝那摇摆不定的一票。
他再次利用了面圣的机会。这一次，他没有带来冗长的报告或宏伟的蓝图，只是呈上了一份薄薄的、图文并茂的“简报”。
简报首页，是孙传庭“靖海”之战缴获的一柄造型奇特的弯刀（实为混战中从某个海寇小头目手中所得，被徐光启特意强调为“疑似夷器”），以及一枚宋应星精心绘制的、对比新旧火药爆燃效果的示意图。简报内容极简：一，汇报“靖海”之战后，东南沿海主要航道已恢复畅通，商民稍安；二，呈报督办署已初步拟定应对夷船之策，并已着手进行“小规模验证”，以期“费省效宏”；三，再次强调，所有开支，目前皆由江南新增税银及官员捐输承担，“未烦内帑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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