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四月，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鲜花的味道，春雨刚过，空气像一层厚重的、沾了水的丝绒，压在人的胸口。新的大将军府，比起先前的司马师，多了一种更阴冷的寂静，那不是秩序带来的安静，而是刻意压抑后的死寂。
天子接到诏书时，正在永安宫后院的书房里，看周恺呈上来的户部簿籍。户籍文书带着油墨特有的陈旧气味，在闷热中显得格外浓烈。
卞氏惯常在旁研墨。她的手腕纤细，动作平稳，连研墨发出的声音都轻柔得像在叹息。
来传旨的宦官，是司马昭新派入宫的，脸上的皮肤被宫里的白粉扑得太厚，笑起来时像碎裂的瓷器。他呈上的那份由贾充亲自批注的奏疏，墨色浓得发黑，像是渗了毒。
罪名不是通敌，不是干政，竟是几匹用来祭祀宗庙的丝绢。奏疏上写着，皇后所管的永安宫中，去年进献的贡品丝绢，有三匹成色不纯，颜色不正，玷污了宗庙的威仪，意图亵渎先帝。
这荒唐的指控，在曹髦手中变得比生铁还沉。他知道司马昭要的不是道理，而是血。这份奏疏，就是司马昭递给他的第一把匕首。
卞氏听到那宦官阴阳怪气地念完“奉旨”二字时，手里的墨锭滑落，在砚台上敲出一声轻响，像石头落地。
她没有抬头看天子，只是缓缓跪下，行了一个标准而端庄的宫廷大礼。
“妾身愿领罪。” 她的声音很淡，淡得像是知道这结局早已注定，甚至没有一丝惊讶。
曹髦的呼吸凝住了。他知道，这不是她的选择，而是被权力生生逼成的。司马昭需要的不是她的命，而是要向天子证明，自己可以随时拿走他身边最珍视的一切，让他体会到孤家寡人的滋味。
他没有当场驳斥，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更会让卞氏的罪名从“亵渎宗庙”变成“干预朝政”。他只觉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未化的雪，又冷又硬。
宫里的规矩，一旦罪名涉及宗庙和祖宗，便不能由皇帝亲裁，需交给廷尉审理。而廷尉，早就是司马氏门下的一条忠犬。
一切快得像一场噩梦。
当日下午，永安宫便被层层叠叠的禁卫军围住了。他们穿着干净的甲胄，站得笔直，像是毫无生气的木桩。没有喧哗，没有挣扎。只是一张由大将军府亲自拟定的黄绫，盖住了所有的声息。
她被“请”出宫，没有经过审讯，没有经过公审，仅仅是连夜送往了许昌——那个曾经的大魏帝都，如今只剩下政治流放和死亡气息的地方。
曹髦坐在宣室殿，面前的茶已经凉透了，茶沫子在白瓷碗沿结了一圈，像微小的死亡。
他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了掌心，感受到的却是麻木。那份“永世安宁”的承诺，像一句刻薄的笑话，在耳边嗡嗡作响。他答应了她，却连她最后的体面都保不住。
两天后，一道盖着廷尉和司马昭私人印章的公文送入宫中。卞氏在许昌，因“病重不治”而逝。
疾病，多么干净利落的借口。如同那三匹成色不纯的丝绢一样，荒谬且致命。
曹髦没有让朝臣看到他的眼泪，也没有看到他的愤怒。他只是平静地处理完丧仪，命人以一品夫人的规格下葬——这是他能给她的最后一点尊严，司马昭连皇后名号都不愿给她保留。
在永安宫恢复寂静的那天晚上，曹髦独自一人，走进了她从前抄经的房间。房间里光线幽暗，只剩下案几上那盘新研好的墨，还没有干透。空气中还残留着那份清雅的皂角香，像一缕幽魂，轻轻地漂浮着。
他拿起她用过的笔，那笔杆上还留着她常年握笔的温润。
司马昭想要的是震慑，想要的是天子的泪水和屈服。但他只得到了磨得发亮的牙齿。
如果悲痛不能带来力量，那么悲痛就一文不值。曹髦将笔轻轻放下，仿佛刚刚放下的，是那个单纯、干净，曾让他感到温暖的“陈景”。
现在，留下的只有天子曹髦，和他的谋划。
他迅速写了一封密信，交给了最信任的贴身宦官焦伯。这封密信，没有提及卞氏的死，只用最简洁的措辞，要求周恺和耿定，即刻启动对淮南前线，诸葛诞、陈泰以及孙壹三方势力的联络。
司马昭已经撕下了最后一层虚伪的面具，将曹髦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挖出来，暴露在日光之下。既然如此，这场戏也不必再演下去了。
“去请王经。” 曹髦的声音，此刻冷得像寒冬里的冰。
王经是忠贞的士族，但他的儒雅和谨慎，往往被司马昭所轻视。曹髦需要一个既能坐镇洛阳中枢，又不会引起司马昭过度警觉的代理人。
王经来时，带着对皇后的哀悼和对天子的恭敬。他看到曹髦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但眼神却亮得惊人，像两点烧焦的火星。
“景侯，朕要你立刻着手准备一件事情。” 曹髦平静地说，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朕要重修《魏书》，由你任主编。但朕要你记住，史书中的每一笔，都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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