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正月初一，寅时三刻。
洛阳城还沉浸在除夕夜的余韵中，太极殿前的广场上却已是灯火通明。三千六百盏宫灯沿御道两侧次第悬挂，将汉白玉铺就的广场照得亮如白昼。殿前丹陛上，铜铸的仙鹤香炉吐出袅袅青烟，混着清晨的寒气，在灯影中缭绕升腾。
文武百官早已按品阶列队等候。从正一品的太尉、司徒、司空，到从九品的各部主事、令史，两千余人分作九班，每班又分文武两列。官员们身着朝服，手持象牙笏板，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没有人交头接耳，只有旌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的声响。
这是开元二年的第一次大朝会，也是新皇登基后的第二个新年。
卯时整，景阳钟敲响。
浑厚的钟声在洛阳城上空回荡，九响之后，太极殿那两扇三丈高的朱漆大门缓缓开启。司礼监太监高亢的嗓音穿透晨雾:
“陛下驾到——”
“百官入朝——”
百官整理衣冠，鱼贯而入。太极殿内，七十二根蟠龙金柱撑起巍峨的殿顶，穹顶绘着日月星辰，地面铺着金砖。御道尽头的九阶高台上，九龙金漆宝座在烛火中熠熠生辉。
司马柬登上宝座时，殿内响起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年轻的皇帝今日身着十二章纹冕服，头戴十二旒冕冠，虽只有二十五岁，但那沉稳的气度已让殿中许多老臣暗自点头。
“众卿平身。”司马柬的声音清晰而平和。
朝会按礼制进行。先祭告天地，再祭告太庙，然后接受百官朝贺。这些仪程庄重而繁琐，从卯时一直持续到辰时三刻。殿外的天色渐渐亮了，晨曦透过高窗洒入殿中，与烛光交相辉映。
当朝贺完毕，百官重新归班时，朝会进入了真正的重头戏——奏报开元元年的政绩。
户部尚书裴秀手持玉笏出列，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紧张，而是激动。
“臣，户部尚书裴秀，奏报开元元年户口、垦田、税入之数。”他展开手中的卷轴，那卷轴长近一丈，需要两名侍郎协助展开，“开元元年，全国在册户口:四百八十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一户，二千一百九十四万五千八百余口。较太康八年，增户三十一万，增口一百五十六万！”
殿中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叹声。人口的增长，意味着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前朝末年战乱频仍，人口一度锐减，这几年刚刚缓过来。
裴秀继续:“全国垦田之数:五千八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亩。较太康八年，增垦田四百三十二万亩！”
更大的惊叹声。垦田意味着粮食，粮食意味着国力。
“全国税入之数，”裴秀深吸一口气，声音提高了三分，“钱:两千三百四十六万贯；粮:三千八百五十七万斛；绢:五百四十二万匹；布:八百九十六万匹。各项均创泰始以来新高！”
殿内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议论声。老臣们互相交换着惊喜的眼神，年轻官员们则难掩兴奋之色。
“肃静——”司礼太监高声维持秩序。
司马柬坐在宝座上，面色平静。这些数字他早已看过，但此刻在朝堂上公布，意义完全不同。这是向天下宣告:开元新政，初见成效。
“裴尚书，”皇帝开口，“税入增长，缘由何在？”
裴秀躬身:“回陛下，其一，银币流通顺畅，商税征收便捷，全年商税增收三百二十万贯；其二，漕运新制推行，损耗大减，江南漕粮到京数量增一成；其三，常平仓整顿后，粮食储备实，平粜获利；其四，户部新编《鱼鳞册》，田亩清查彻底，隐田减少……”
一条一条，清晰明了。每一项增长，都能对应到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
这时，工部尚书杜预出列:“臣补充:黄河水文志编纂完成后，去岁夏汛，沿河州县提前防范，决堤次数较往年减少七成，保田四十余万亩，这也是垦田增加之因。”
御史中丞周处也出列:“臣奏:常平仓‘仓储备案联网’制度推行后，全国常平仓实存粮较账面增八十万斛，折钱十六万贯。”
一个个大臣站出来，补充着数字背后的故事。这些数字不再冰冷，它们变成了漕丁在风雪中护粮的身影，变成了老河工在黄河边观测水位的专注，变成了太医署考场上民间郎中的奋笔疾书，变成了函谷关驿丞在风雪夜接待三批客人的忙碌……
司马柬静静听着。当最后一位大臣奏毕，他缓缓站起身。
“诸卿，”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中回荡，“这些数字，朕看了很高兴。但不是因为数字本身，而是因为数字背后的东西。”
他走下御阶，来到百官面前:“四百三十二万亩新垦田，是多少百姓一锄一犁开出来的？八十万斛新增存粮，是多少仓吏一笔一画核出来的？三百二十万贯新增商税，是多少商贾一文一钱挣出来的？”
“这些数字，是天下百姓用汗水写成的，是各级官吏用心血垒成的。朝廷要做的，就是搭建一个好的制度，让百姓的汗水不白流，让官吏的心血不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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