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三年二月十五，太学论辩堂。
春寒料峭，但堂内早已座无虚席。三百个席位分作三列：左侧是宽袍大袖、峨冠博带的儒学士人，为首的是当世大儒、太学祭酒郑玄；右侧是身着深色官服、面容肃正的法吏代表，以大理寺卿杜预为首；中间则是数百名太学生，既有儒学科的生员，也有律学科的学子。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因为今日这场辩论，皇帝将亲临听辩。
辰时正，钟磬声起。
司马柬从侧门步入论辩堂。他今日没有穿龙袍，而是一身素色常服，只在腰间系了条青玉带。年轻的皇帝在正中的主位坐下，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然后微微点头：“开始吧。”
郑玄率先起身。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须发皆白，但目光依然清亮如炬。他手持象牙笏板，声音苍劲有力：“陛下，诸君。老朽今日所论，乃‘礼为治国之本’。昔周公制礼作乐，以礼定尊卑，以乐和人心，故成周八百年基业。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乃治国之要义。”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法吏一侧：“法者，禁人为恶，然只能治已然；礼者，导人为善，方能防未然。若专任刑法，则百姓但求免罪，无廉耻之心；若崇尚礼教，则百姓知耻向善，不待刑罚而自治。故老朽以为：治国当以礼为本，以法为末；以德为先，以刑为后。”
一番话毕，儒学士人中响起一片赞同之声。几个年长的博士甚至热泪盈眶——自秦以法家强盛而速亡，汉虽独尊儒术，但实际治理中，法家之术从未退场。如今开元新政，各项律令条例层出不穷，在郑玄这样的老儒看来，这简直是“重蹈秦覆辙”的危险征兆。
杜预缓缓站起。这位以断案严明着称的大理寺卿，面容沉静如水：“郑祭酒所言，学生敬闻。然学生以为，礼法二者，非本末之分，乃体用之别。”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礼者，如人之血脉精神，定尊卑，明人伦，倡仁义，此乃立国之体。然若无骨骼支撑，血脉何以循行？若无规矩方圆，精神何以寄托？法者，即国之骨骼规矩也。”
他走到堂中悬挂的巨幅《晋律》条文前：“请看《泰始律》首条：‘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者抵罪’。此非残酷，乃大仁——因一人杀人而不诛，则万人性命危；一人盗窃而不惩，则千家财物失。此即‘法者，所以爱民也’。”
堂内一阵骚动。几个年轻大学生忍不住低声议论。
“诡辩！”一位老儒忍不住起身，“若按杜寺卿所言，严刑峻法反倒是仁政了？那暴秦何亡？”
“秦亡非因法严，而因法滥。”杜预从容应对，“秦法苛细，动辄连坐，赏罚不明，此乃‘法之失’，非法之过。正如有人食谷而胀死，岂能归咎于五谷？”
他转向郑玄，深深一揖：“郑祭酒，学生并非否定礼教。恰恰相反，学生以为：礼防君子，法防小人；礼治未然之萌，法治已然之罪。譬如医者，养生防病是上工，然病已发，则须用药石——此药石即法也。”
郑玄沉默片刻，缓缓道：“然今朝廷新政，律令频出，商有商法，工有工规，乃至市井交易、漕运契约，皆以法绳之。长此以往，百姓但知畏法，不知慕德，岂非本末倒置？”
这个问题抛出来，堂内顿时安静。所有人都看向皇帝。
司马柬一直在静静听着，此时才开口：“郑公之忧，朕明白。那么，朕问诸位一个问题：去年洛阳东市绸缎商与江南布商契约纠纷一案，当如何处置？”
他看向郑玄：“若依礼，该如何？”
郑玄沉吟：“当以‘信’字教化。商贾违约，是不守信，当责其悔过，令其补偿，以彰信义。”
“若其不悔过，不补偿呢？”
“这……”郑玄语塞。
司马柬又看向杜预：“若依法，该如何？”
杜预答道：“依《泰始律》及新颁商事条例，当核查契约，明辨责任，判定赔偿。若拒不执行，则强制执行。”
“那么，”司马柬环视全场，“诸位以为，在此案中，是‘礼’解决了问题，还是‘法’解决了问题？”
堂内陷入沉思。那桩案子在《邸报》刊载后，早已传遍洛阳。双方起初各执一词，几乎要动武，最终靠京兆府依律判决才得以解决。判决后，违约方补交了货物，受损方得到了赔偿，双方甚至续订了新约——这个过程，确实主要是“法”在起作用。
一个太学生站起来：“陛下，学生以为，此案虽依法判决，但判决后双方和解续约，这其中也有‘信’与‘和’的礼义在起作用。”
“说得好。”司马柬赞许地点头，“这正是朕要说的：礼法之间，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礼为体，法为用；礼防未然，法治已然；礼教化人心于日常，法规范行为于具体。”
他站起身，走到堂前：“郑公担心律令频出会让百姓但知畏法不知慕德。但朕要问：若无清晰的律法，商贾违约该如何处置？若无明确的规章，漕运损耗该如何核算？若无严格的制度，常平仓的粮食该如何保证不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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