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黄龙。
上游连下十日暴雨，潼关水文站的木尺三天涨了八尺，红色令旗一日三换。消息沿着河道飞传，快马在官道上扬起滚滚黄尘，沿途州县的防汛堂里，铜锣声一阵紧似一阵。
汴州防汛堂设在黄河大堤内侧三里处，是座坚固的青砖建筑。刺史刘颂已经三天没合眼了，眼窝深陷，胡茬满脸，但眼神依然锐利如鹰。他站在堂前高台上，手里攥着刚送到的水情急报，目光扫过堂下肃立的二十几个河堤使。
“诸君，最险的时刻来了。”刘颂声音沙哑，“潼关水尺已过警戒线三尺，洪峰预计明日下午抵达汴州。按《防汛令》，各段堤防立即进入‘甲级戒备’，河堤使、民壮全部上堤，分段死守！”
“遵命！”众人齐声应答。
河堤使们迅速散去，各自奔向负责的堤段。刘颂转身对身后的书吏说：“传令：汴州城内所有府库打开，麻袋、木桩、铁锹全部运到大堤；城中所有郎中、药工，携带药材到各防汛点待命；粮仓准备干粮热水，一日三次送到堤上。”
“是！”书吏飞奔而去。
刘颂又对副手说：“你带人去沿岸村落，再核查一遍。凡是住在低洼处的百姓，全部转移到高处安置点。记住，不强求，但要讲明利害——这次不是演习，是真可能破堤。”
副手领命而去。刘颂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心还悬着。他走到防汛堂内的沙盘前——这是按黄河汴州段实际地形制作的，堤防、村庄、水文站、物资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刘使君，北岸三号堤段有处老险工，要不要加派人手？”说话的是老河工出身的河堤使赵大夯，他指着沙盘上一处标记，“那里是前朝决口后修补的，土质松软，这两年虽然加固了，但这么大的水，怕是……”
“你去三号堤段。”刘颂当即决定，“带两队民壮，再运一百根木桩、五百个麻袋过去。我让后勤给你配双份干粮。”
“得令！”赵大夯转身就走。
防汛堂外，车马喧嚣。一辆辆牛车满载着防汛物资向大堤驶去，民壮们扛着工具跑步前进。路边的百姓自发地送来热水、干粮，还有些老人跪在道旁磕头，嘴里念叨着“河神保佑”。
刘颂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他想起十年前，也是这样的汛期，也是这段黄河。那时没有这套严密的防汛体系，各地各自为战，信息不通，结果北岸决口三十丈，淹了三个县，死伤上万。他当时还是个县令，亲眼看到洪水过后浮尸遍野的惨状。
从那以后，他就立誓要建一套管用的防汛制度。开元元年调任汴州刺史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防汛。如今这套“分段负责、水情速递、物资保障、民众转移”的体系，已经运转了三年，经历了两次中小汛情考验。但这次，是真正的大考。
“报——”驿卒飞马而至，“上游郑州段水位持续上涨，已组织民壮加高子堤！”
“好！”刘颂接过急报，“告诉郑州刺史，汴州段已做好准备，让他们全力守好自己的堤段！”
这就是新防汛令的核心：分段负责。以往黄河防汛，上下游互相推诿，这边加固那边不加固，结果洪水一冲，全线崩溃。现在每段堤防都有明确的责任官员，守不住就追责。但同时，信息共享，物资互助，形成整体防线。
午时，刘颂上了大堤。眼前的黄河浊浪滔天，河水几乎与堤顶齐平，浪头拍在石护坡上，溅起丈高水花。堤上民壮们正在忙碌：有的在打桩加固，有的在堆垒沙袋，有的在巡查渗漏点。每隔五十步就有一面令旗，红、黄、蓝三色，代表不同的警戒级别。
赵大夯在三号堤段，正指挥民壮打桩。那处老险工果然出了问题：堤脚出现渗水，浑浊的黄水从泥土里汩汩冒出。
“快！木桩打密些！”赵大夯脱了上衣，赤膊上阵，和民壮一起抢起大锤。木桩一根根钉入土中，形成一道栅栏。后面的人赶紧堆沙袋，一层层压实。
刘颂走过来看了看渗水情况，还算可控。他问：“需要支援吗？”
“暂时不用。”赵大夯抹了把汗，“再给二十根桩，我能稳住。”
刘颂点头，对身后的传令兵说：“调二十根木桩到三号段。”
正说着，远处传来惊呼：“管涌！发现管涌！”
管涌是堤防最危险的险情——河水从堤基的薄弱处穿透，在堤内形成喷涌的泉眼。若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掏空堤基，导致决口。
刘颂和赵大夯飞奔过去。果然，在堤脚二十步外，一个碗口粗的泉眼正喷涌着浑浊的水，水流越来越大。
“反滤围井！”赵大夯经验丰富，立即下令，“快搬沙袋、碎石！”
民壮们迅速行动起来。先用沙袋围成一个井圈，把管涌口围住；然后在井内分层填入粗砂、碎石，让水流通过但不带走泥沙；最后在井口压上大石。这是对付管涌的标准方法，但需要快、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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