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府的闹剧还没收场，沈砚跟着苏微婉出了朱漆大门。刚走到护龙街，就见阿福踮着脚在路口张望，看到他平安出来，脸上的愁云瞬间散了，跑过来拉着他的胳膊：“沈老板，您没事吧？刚才我在门口听人说，县尉要把您关大牢呢！”
沈砚拍了拍他的手背，把苏微婉递的手帕塞回怀里——那帕子上的草药香还没散，混着街面的青苔气，倒让人心里踏实些。“没事，查清楚了，和咱们的豆腐没关系。”他说着，脚步没停，“前堂那客人还等着？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穿青布长衫的先生，看着挺斯文，手里还拿着把折扇，扇面上画着竹子。”阿福一边跟着他往清味居走，一边絮絮叨叨，“他说听说您的松鼠鳜鱼做得好，特意从苏州城过来的，等了快一个时辰了，我说您去张府了，他也没急，就坐在靠窗的桌子旁喝茶，还问我您这儿的豆腐是不是石膏点的，说比别处的嫩。”
沈砚脚步顿了顿。问豆腐的做法？这已经是两天内第二个人问了——前几天是张承业，今天又是个陌生客人。他心里犯了嘀咕，加快脚步回了饭馆。
刚掀开门帘，就看见靠窗的位置坐着个男子。他约莫三十岁上下，穿件浆洗得干净的青布长衫，头发用玉冠束着，手里转着把折扇，扇面上的墨竹画得苍劲，落款是个“陆”字。见沈砚进来，他抬头笑了笑，眉眼温和，眼神却透着股锐利，像是能把人看透。
“这位就是沈砚沈老板吧？久仰大名。”男子站起身，拱手行礼，“在下陆景行，从苏州城来，特意来尝沈老板的松鼠鳜鱼。”
沈砚回了礼，心里却更疑惑了。陆景行这名字，他好像在哪听过——父亲沈敬之生前的书信里，似乎提过一个姓陆的同僚，也是县学的教谕，后来因为和父亲一起质疑过“倭寇案”的证据，被调去了苏州府，再后来就没了消息。他试探着问：“陆先生认识沈敬之吗？”
陆景行的笑容顿了顿，随即点头，语气沉了些：“沈教谕是我的恩师，三年前的事，我一直记挂着。这次来吴县，一是为了尝沈老板的手艺，二是想问问，当年沈教谕的案子，你有没有找到什么新线索？”
沈砚心里一震。三年来，除了老邻居偶尔叹息几句，没人敢在他面前提父亲的冤案——那案子是按察使亲自定的，说是沈敬之私通倭寇，收受了倭寇的金银，证据是从他书房里搜出的一封“通倭书信”。可沈砚清楚，父亲一辈子清高，连县衙的俸禄都常常接济穷学生，怎么会私通倭寇？他曾去县衙递过状纸，却被打了回来，说他“翻案心切，污蔑上官”。
他拉了把椅子坐在陆景行对面，压低声音：“陆先生，您既然是我父亲的学生，应该知道他的为人。那封书信是假的，我父亲的字迹我认得，那上面的字虽然像，但笔法软，没有他平时的力道。可我找不到证据，县衙也不让我看卷宗。”
陆景行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几页泛黄的纸，正是当年“通倭案”的部分卷宗抄本。“我调去苏州府后，一直没放弃查这个案子。这是我托人从府衙抄出来的，你看这里。”他指着其中一页，“当时指认沈教谕通倭的，是吴县的一个粮商，叫王三。可这个王三，在案子定了之后没半年，就突然病死了，死得蹊跷。还有，当年搜出书信的捕快，现在已经辞了职，回了乡下，我去问过他，他说那封信是按察使的人让他‘找’出来的，具体从哪来的，他也不知道。”
沈砚的手攥紧了，指节泛白。三年了，他终于听到了一点关于父亲冤案的线索。他抬头看向陆景行：“陆先生，您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我怀疑，沈教谕的案子，和张万堂有关。”陆景行的声音压得更低，“王三当年是张万堂的远房表弟，靠张万堂的关系才做了粮商。而且，沈教谕出事前，正在查吴县的粮价——当时倭寇闹得凶，张万堂借着‘军粮短缺’的由头，把粮价抬了三倍，沈教谕觉得不对劲，就去查他的粮仓，结果没几天，就被安了个‘通倭’的罪名。”
沈砚猛地想起，父亲死前几个月，确实常常在书房里熬夜，对着一堆账本叹气，还说“张万堂这老东西，是要把吴县的百姓逼死”。当时他没在意，现在想来，父亲是摸到了张万堂的把柄，才被人下了黑手。
“那今天张万堂的死……”沈砚心里一动。
陆景行摇了摇头：“不好说。张万堂树敌不少，除了他二儿子张承业，说不定还有别人想让他死。不过他一死，当年的事就更难查了。”他顿了顿，看向沈砚，“我这次来，是想和你联手。你在吴县熟，能打听消息；我在苏州府有人脉，能查卷宗。只要找到张万堂和按察使勾结的证据，不仅能还沈教谕清白，说不定还能揪出更大的案子。”
沈砚没立刻回答。他知道，这事儿凶险——张万堂背后是按察使，那是朝廷命官，他们两个无权无势的人，想翻案，简直是鸡蛋碰石头。可一想到父亲死在牢里时的不甘，想到自己这三年忍辱负重，他心里的火就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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