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我依旧能在半夜醒来。
不是被噩梦惊醒，是身体自己醒的。像有一只手从黑暗里伸出来，搭在我肩膀上，不重，也不轻，就那么搭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灰白色的，有一道裂缝，从灯座旁边弯弯曲曲地爬到墙角。我看了很多遍，闭着眼睛也能画出它的走向。它就那样裂着，没有人来修。我也不想修。
我住在荣军院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柜子。柜子是铁的，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灰。里面没有衣服，只有一把枪——退役的时候我带出来的，拆了撞针，打不响了。我留着它，不是想自杀，是怕忘了。忘了怎么握枪，忘了怎么开枪，忘了那些死在我面前的人。
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一遍那把枪。拉枪栓，扣扳机，咔嗒，咔嗒，咔嗒。没有子弹，什么都没有。只有声音。那个声音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隔壁住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兵，叫老钱。他的呼噜声很大，像锯木头。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听着自己的呼吸，听着窗外风吹过白杨树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很老的歌。我不会唱，但我听着。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坐在荣军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半块压缩饼干，没有吃。饼干是早上发的，每人两块。我吃了一块，留了半块，不饿，不想吃。阳光落在脸上，暖的。一只野猫蹲在墙角，舔着爪子，舔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很亮。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
“你也活下来了？”我问它。它没有回答，站起来，走了。
远处有人走过来，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两个年轻的，一个中年的。他们穿着便装，不是军装。走在前面的那个中年男人，脸很红，不是晒的，是气的。他的步子很快，鞋底磕在水泥地上，啪啪啪的，像在数什么。我认识他。何班长。不，不是班长，他是班长他爹。何班长死了，死在我面前。子弹从他的左眼穿进去，从后脑勺飞出来。他倒下的时候，脸朝着天，眼睛还睁着，嘴也张着，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我抱着他，血从后脑勺的洞里涌出来，温热的，把我的手染红了。我喊他的名字，他不应。我喊了很久，他始终不应。后来何班长他爹来了，站在荣军院门口，站了一个下午。我没有出去，我不敢。我躲在房间里，把门反锁了，窗帘拉上，灯关了。我蹲在墙角，抱着那把枪。枪管是凉的，贴着我的脸。
“何叔。”我站起来，把饼干放进口袋里。
何叔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他比我矮半个头，但我觉得他很高。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红，布满了血丝，眼底有很深的黑眼圈。他老了，比三年前老了很多。
“你活下来了。”他说。声音不高，但很硬。
“嗯。”
“你活下来了，他死了。”
我没有说话。
“你缩在后面？”
“没有。”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
“……”
“你用他的尸体挡子弹？”
“没有！”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他的声音高了，像一把刀子捅过来。
我的右掌覆盖着我的左臂，手指掐进肉里，很疼。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不安。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死了，我活着。这是事实。事实不需要解释。但我还是张了嘴。“他被狙击手打中的。我趴在他旁边，想把他拖到掩体后面。他的血……”我停了。“他的血流在我手上。我拖不动他。他不动了。”
何叔看着我。那两个人站在他身后，也看着我。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愤怒，是别的东西——是那种想知道答案、又怕答案不是自己想听的那种光。
“你是缩在后面。”何叔又说了一遍，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说了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活着？”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为什么活着？因为子弹没有打中我。因为狙击手打完了那一个，没有下一个。因为我运气好。因为他运气不好。这就是答案。但我说不出口。我说出口，他会疯。他听了，也会疯。没有人能接受“运气”两个字。运气不能让人死，也不能让人活。运气是骗人的。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他相信的、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他相信我是缩在后面，相信我用他儿子的尸体挡子弹，相信我是懦夫，相信我是凶手。他相信了，心里就好受一点了。恨一个人，比接受事实容易。
我低下头。我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白，青筋暴起，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洗不掉。不是洗不掉，是不想洗。洗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忘了。我不想忘。
“你…你活下来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你用队员的尸体…你…”他的声音在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泪，但没有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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