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大半个月，在我的金创药快被蹭完之前，我的好哥们王石，我那同科进士、同衙办公、同期挨打的难兄难弟，终于能瘸着腿下地走路了。
这日清早，我正如往常一样，陷入“再睡五分钟”的致命循环里。老仆那带着甬路口音的、沙哑而急切的呼喊像每日定时敲响的丧钟：“老爷，鸡叫三遍了。再不起真误了点卯了。”
我把头死死埋进枕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告病…就说我…我快不行了…”
门外静了一瞬，随即响起近乎哀嚎的声音：“老爷，您这都‘病’了快一个月了。但是，没用啊，锦衣卫的大爷们就是抬也得把您抬去点卯啊。”
最终，在“水火棍”的终极威胁下，我凭借着强大的求生欲，挣扎着从床上弹起来，手忙脚乱地套上那身官袍。
天杀的，每天叫我起床的不是闹钟，是老周天天威胁我的锦衣卫的棍子。
结果自然是——又没时间吃早饭了。自打上班以来，除了第一天提前起了五分钟，被动灌下一口热粥，我就再也没吃过一口像样的早饭，全靠上午饿得前胸贴后背时猛灌凉水硬撑。
我正饿得眼冒金星、有气无力地扶着门框往外挪，就看见王子坚同志拄着根拐棍，像一尊即将倾倒的石碑，顽强地立在晨风中等着我。脸色虽然还苍白着，但那双眼睛里的光，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倔强。
他看见我这副魂飞天外的样子，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厚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塞到我手里。入手温热。
“瑾瑜，料你又未用早饭。拙荆熬了些米粥，烙了两张饼，且趁热垫垫肚子。”他语气平淡，仿佛只是随手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愣住了，打开包裹，看着那还冒着热气的白粥和焦香的饼，感动得差点哭出来。“子坚兄，你真是我亲兄弟，救命了。”我也顾不上什么形象，直接站在门口就狼吞虎咽起来。
他看着我那饿死鬼投胎的吃相，那张石头脸上似乎也松动了一丝笑意，但很快又恢复了严肃：“慢些吃，莫噎着。身乃为国效命之本，岂能如此不知爱惜？”
得，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股熟悉的石头味儿。但这一刻，我觉得他唠叨得无比动听。
我们俩，一个捂着还隐隐作痛的屁股，一个拄着拐拖着半残的腿，我手里还捧着半张没吃完的饼，一瘸一拐、歪歪扭扭地组成了都察院门口最靓丽（最凄惨）的一道风景线。
正好碰上河南道的黑铁塔赵凌赵御史下值。他瞅见我俩这造型，蒲扇般的大手猛地一拍我肩膀（疼得我龇牙咧嘴，差点把饼噎在喉咙里），却对着王石道：
“哟，王御史，好样的，骨头是真硬实。四十杖（他记错了，是二十）都没打垮，一声也没吭，没给咱都察院的老少爷们丢人，是条汉子！”
他夸得真心实意，然后那铜铃大眼瞥了我一眼，以及我手里的饼，嘴角似乎勾起一丝的弧度：“李御史也不错，恢复得挺快，瞧着……精气神足得很呐，胃口也好。”
我：“……” 我怎么觉得他在阴阳我？！是在嘲讽我挨打时哭得惊天动地、毫无风骨吗？！
玛德，你们骨头硬，乐意当M，享受那“皇恩浩荡”，我可不乐意。我这白白嫩嫩的屁股生来是为了坐沙发享受的，不是为了开花给人看的。
一路上，我都在愤愤不平地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凭什么我就得天天提心吊胆，担心屁股和脑袋哪个先搬家？凭什么我就得在这物价飞涨的京城啃着咸菜帮子，交着死贵的房租？
我得升官，不对，准确地说，我得外放。
我想象着自己被任命为巡按御史，代天巡狩，手持敕印，所到之处，府州县官望风披靡，战战兢兢。
那才叫威风，那才叫自由，那才叫“上岸”后的美好生活。最关键的是，天高皇帝远，严家父子的手再长，也未必能立刻伸到我眼前。
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我一边嚼着饼，一边跟王石嘀咕：“子坚兄，你说…咱们想办法活动活动，外放去地方怎么样？天高海阔，岂不比在这京城天天担心挨揍强？”
王石拄着拐，艰难地迈过一个门槛，闻言皱了皱眉，很认真地给我泼冷水：“瑾瑜，慎言。御史外放，非同小可。非资深练达、功绩卓着者不可轻授。
你我新晋末学，岂敢妄图此位？何况，京官清贵，正是报效陛下、匡扶社稷之位，岂能因畏难而思迁？我看此事，没那么容易。”
得，跟这石头说不通。他的理想是留在风暴中心当砥柱，我的理想是赶紧逃离风暴圈去摸鱼。
一下衙，我就屁颠屁颠地摸进了顶头上司屠侨的值房。他老人家今天换了个姿势，是侧着身子半倚在一个厚厚的软垫上批公文，看来屁股是好得差不多了。
不得不说，我李清风穿越以来唯一的幸运，可能就是遇到了屠侨这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左都御史作为我的上司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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