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 10 月 8 日，会商会议在伯力的一座临时会议室召开。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十分紧张。
日本总领事川上俊彦率先发言，将冲突的责任全部推到湘西护侨师身上，声称护侨师 “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日军控制区域，挑衅日军权威”，要求湘西护侨师向日军道歉，并赔偿日军的损失。
周振雷立即反驳，他拿出大量证据，包括被劫掠华侨的证词、日军开枪射击的弹壳、以及被损毁的华侨商铺照片等，详细陈述了日军及白卫军劫掠华侨的事实，以及此次冲突的起因。
周振雷强调：“湘西护侨师的职责是保护华侨，当日军劫掠华侨时，我们有权制止；日军首先开枪，我们的反击是正当防卫。现在，日本方面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倒打一耙，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北洋政府总领事陆是元也表示支持周振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军队出兵西伯利亚的唯一目的是护侨，只要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我们不愿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但如果有人蓄意伤害华侨，侵犯中国军队的权益，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
在双方激烈争论时，英、美、法三国代表发表了关键意见。此时的英、美、法等国，虽然与日本同为协约国，但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野心早已有所警惕。
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兵力最多，且不断增兵，大有独占俄国远东之势，这严重威胁到了英、美等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此外，湘西军队还有 6 万余人在欧洲协助协约国作战，为协约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英、美等国不想因此得罪湘西方面。
因此，英国代表康斯定首先明确表示理解中国方面的立场，认为日军及白卫军对华侨的劫掠行为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日本方面应首先停止对华侨的迫害，并释放被扣押的华侨，归还被劫掠的财产。
法国代表兰必斯也随后表态，认为应 此次冲突，是日本方面军纪松弛所导致；中国军队保护华侨，是被动应战的一方，责任在于日本军队方面；
美国代表考德威尔表示，各方都是协约国成员，是盟友，应该冷静下，首先任务是消灭红色威胁，而不是盟友之间互相攻击；日本方面应该归还被关押华侨和财务，不得再对中国人下手；中国军队也停止军事对峙，避免更大冲突。
在三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压力下，日本方面陷入了孤立。日本的主要目的是独占俄国远东，此时如果与中国军队爆发大规模冲突，不仅会引起英、法、美等国的进一步不满，还可能打乱其整体扩张计划，得不偿失。因此，日本总领事川上俊彦经过短暂的权衡后，不得不做出退让。
1918 年 10 月中旬，各方最终达成协议：日军和白俄匪军立即释放被抓的华侨，归还所有被抢物品；日军承诺不再随意搜查和迫害华侨，也不得进入中国人的居住区，如果有特殊情况需提前与中国驻俄部队沟通，经过中国军队同意后在其陪同监视下，方可进行，且日军无权抓捕中国人；湘西护侨师和北洋军队则保证在自身职责范围内活动，不主动挑衅日本军队。
协议达成后，伯力的紧张局势终于得到缓解。日军方面很快在中国军队监督下，释放下被抓的中国人，并归还了除钱财外的大部门物品。
当被释放的华侨走出日军和白卫军的关押点，看到等候在外面的湘西护侨师士兵时，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士兵们鞠躬致谢。
一些华侨代表还专门来到湘西护侨师的驻地，送上感谢信，称赞护侨师是 “俄国华人的保护神”。此次冲突的和平解决，让湘西军队在华侨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后期湘西军队收拢俄国远东地区的华人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18 年 10 月底，伯力冲突及和平解决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回国内，迅速在各大中文报纸上传播开来。
《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主流媒体都以显着版面报道了此事，详细介绍了冲突的起因、经过以及最终的解决结果，尤其赞扬了中国军队尤其是湘西护侨师在保护华侨过程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正义立场。
国内各界对北洋政府和湘西军队给予了高度评价。
商界团体纷纷发电报给北洋政府和湘西镇守府，称赞他们 “为华侨撑腰，维护了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学界则发表文章，认为此次事件 “展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和担当，打破了列强随意欺凌中国侨民的局面”；普通民众也通过街头巷议、书信往来等方式，表达对湘西军队的敬佩之情，许多人甚至将湘西护侨师的士兵称为 “民族英雄”。
对于湘西方面而言，此次事件更是让湘西周家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此之前，湘西在全国人眼中只是一个偏远穷困的地方势力，但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湘西周家逐渐树立起了 “爱国、开明、有实力” 的形象：1911 年武昌起义后，湘西首个响应武昌起义，成为全国第二个宣布独立的地区，展现了其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1917 年美国对德宣战后，湘西派遣 6 万远征军远赴欧洲参加协约国作战，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赞扬，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此次又全力以赴派上万军队自费远赴俄国远东解救同胞，展现了其对同胞的深厚情谊和保护民族利益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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