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傍晚，施泰因在街上遇到一个德国老人。老人带着孙子，正在找房子。他们从东德逃出来，一路颠簸，终于到了南华。
老人看到施泰因，用德语问：“先生，这里是德国人的地方吗？”
施泰因点头：“是的，这里是柏林市，德国人的新家园。”
老人老泪纵横，跪在地上亲吻土地。他的孙子怯生生地看着这一切。
那一刻，施泰因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些德国人，不管以前做过什么，现在都是背井离乡的难民。他们需要帮助，需要安置，需要重新开始。
从那天起，施泰因积极投入工作。他和拉贝夫妇一起，四处奔走，安置老人孩子，建立学校医院，让同胞们安定下来。他还负责与南华中央政府沟通，争取更多的支持。
秘书次长，由约翰·拉贝的夫人多拉·拉贝担任。
多拉·拉贝，1908年与拉贝结婚，随夫在中国生活多年。她见证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一切，和丈夫一起保护中国难民。战后，她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共同度过艰难岁月。
多拉负责协助管理妇女、儿童、老人、教育、卫生方面的工作。她性格温和，处事周到，深受德国妇女和儿童的喜爱。
七个区的区长，也都是当年在中国工作过的德国人：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普鲁士区区长。原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南京安全区财务主管，曾多次从日军手中解救中国平民。
——卡尔·京特，萨克森区区长。原德国工程师，南京沦陷前赴江南水泥厂护厂，与丹麦人辛德贝格一起收容上万余难民。
——乔治·罗森，巴伐利亚区区长。原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曾利用外交身份干预日军暴行。
——保罗·沙尔芬贝格，符腾堡区区长。原德国驻华大使馆行政主管，曾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情况。
——爱德华·施佩林，莱茵兰区区长。原德国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国际安全区总稽查，被称为“会移动的堡垒”。
——舒尔兹·潘廷，勃兰登区区长。原奥托·京特·兴明公司成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卡尔·考泰勒（中文名顾泰尔），汉诺威区区长。原德国医生，1939年来华，在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后随远征军入缅，为抗战军民提供医疗救助。
这些人员，都有共同的特点，都在中国工作过，都会一些中文，都了解中国人；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曾经帮过中国人。
周青云在批准任命时，也是怀着投桃报李的心态；由他们担任区长，既能和德国居民沟通，又能和南华政府协调。
很快，柏林市的管理团队正式组建完成，并投入运行。
在施泰因的协调下，南华中央政府为柏林市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资金支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医疗设备、教育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
德国专家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地建设家园。
普鲁士区建起了整齐的住宅区，街道笔直，房屋规整。萨克森区建起了工业区，机械厂、家具厂、食品厂陆续投产。
巴伐利亚区建起了农场和牧场，种植小麦、大麦，养殖奶牛、肉牛。
符腾堡区建起了学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下一代。
莱茵兰区建起了商业区，商店、餐馆、咖啡馆陆续开业。
勃兰登区建起了文化设施，图书馆、剧院、教堂一应俱全。
汉诺威区建起了医院和疗养院，由顾泰尔负责医疗工作。
多拉·拉贝主要负责妇女儿童工作。她组织德国妇女成立互助会，帮助有困难的母亲照顾孩子，组织孩子们上学读书。她还定期去医院看望病人，去养老院慰问老人。
顾泰尔的汉诺威区医院，是柏林市最好的医院。顾泰尔亲自坐诊，救治了大量病人。他还培训南华医生，把德国的医疗技术传授给他们。
后来，顾泰尔因在医疗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获得南华共和国荣誉勋章。
拉贝年纪大了，但依然坚持工作。他每天早上去市政府，处理各种事务。下午去学校和孩子们聊天，给他们讲德国的故事，讲南京的故事。晚上回家，继续写他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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