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赫尔辛基港笼罩在春雨和夜色中。雨不大，但细密，在煤气路灯的光晕里像千万根银针落下，打在石板路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港区大部分地方已经安静下来，只有守夜人的灯笼在仓库间移动，像黑暗中的萤火虫。
三号码头二号仓库里，却亮着几盏用厚布罩住的煤油灯，光线集中在仓库中央一小片区域。帕维莱宁教授蹲在地上，面前铺着防水的油布，上面并排放着三根暗灰色的金属导轨。每根长三米二，宽十五厘米，厚十厘米，表面经过精密刮研，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像三条沉睡的钢铁巨蟒。
埃里克带着四个码头工人站在一旁。都是芬兰人，在港口工作超过十年，彼得亲自挑选的可靠人手。他们手里拿着钢锯、角尺、划线盘、水平仪，还有两桶清水——用来冷却切割时的金属。工具是帕维莱宁从赫尔辛基大学实验室带来的，钢锯条是德国进口的优质货，但能不能锯断这三根导轨，谁心里都没底。
“教授，真要锯？”一个老工人低声问，他叫安德斯，五十多岁，脸上有海风和岁月刻下的深纹，右手缺了食指——二十年前在装卸原木时被缆绳勒断的。“这么好的导轨，我在港口干了三十年，没见过这么精密的。锯了可惜啊。”
帕维莱宁用游标卡尺在导轨上测量，标记切割线。他的手很稳，但额头上全是汗，不是热的，是紧张的。煤油灯的光在他眼镜片上反着光，看不清眼神。
“不可惜，保不住更可惜。”他头也不抬地回答，声音压得很低，怕被仓库外巡逻的人听见，“安德斯，你记得十年前那批被俄国人没收的瑞典机床吗？也是从诺尔雪平来的，说是‘可能用于军工’，没收了，再没下文。那批机床能造出精度零点零五毫米的零件，能让我们芬兰的机械厂进步五年。但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安德斯沉默了。他记得。那时他还在码头开蒸汽起重机，亲眼看着俄国兵把那些木箱搬上军车运走。后来听说那些机床被运到了圣彼得堡的兵工厂，但芬兰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的设备。
“这次不一样。”帕维莱宁标记完最后一根导轨，站起身，用袖子擦了擦汗，“这次我们有机会保住。虽然要锯断，要损失精度，但至少能保住一部分。只要保住一部分，我们就能研究，能仿制，能学会。总有一天，我们能自己造出这样的导轨，不用看俄国人脸色，不用偷偷摸摸。”
他转向工人们，声音更低了：“记住，切割时要用水冷却，不能过热，否则材料会变形，内部应力会改变，就废了。锯口要尽量平直，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锯完后，用锉刀修平毛刺，涂上防锈油，用油纸包好，再用麻布裹三层。”
他指着导轨上的几个基准面——那是加工时反复刮研出来的绝对平面，精度达到零点零一毫米：“这些面是精度核心，绝对不能碰。包装时，要用软木片隔开，防止磕碰。还有，锯下来的碎屑要全部收集，不能留下一丁点。俄国人很仔细，一点金属屑都可能引起怀疑。”
工人们点头。安德斯蹲下身，检查钢锯——锯齿还很锋利，但导轨是淬硬钢，锯起来会很吃力。他让年轻工人尤西去检查仓库门是否锁好，又让另一个工人卡莱维去门口望风。
“开始吧。”帕维莱宁说。
安德斯在导轨上喷了些水，对准标记线，开始拉锯。钢锯接触金属，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寂静的仓库里像用指甲刮玻璃。火花在锯齿与金属的摩擦处迸溅，细小，明亮，瞬间熄灭。他拉得很慢，很稳，每拉几下就喷水冷却。其他工人轮流替换，保持节奏。
帕维莱宁盯着锯口。金属粉末混着水流下来，在油布上积成深灰色的泥浆。他用手帕捂着口鼻——不是怕气味，是怕咳嗽，怕发出声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锯口深入金属，像缓慢而坚定的侵蚀。
突然，仓库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皮鞋踩在湿石板上的声音在雨夜中很清晰。所有人都僵住了，锯停在半空。卡莱维从门缝窥视，举起一根手指——一个人，提灯笼，朝这边来了。
帕维莱宁心脏狂跳。他示意熄灯，但已经来不及了。灯光虽然用布罩着，但门缝底下还是会漏出光。他快速思考——如果是俄国巡逻队，怎么解释？说在修理设备？但三更半夜，在存放被扣货物的仓库里修理？
脚步声在仓库门外停下了。敲门声，三下，不轻不重。
“谁？”安德斯用芬兰语问，声音尽量平静。
“港区巡查，开门检查。”门外是俄语，但带着明显的芬兰口音——是芬兰籍的巡查员，可能是被俄国人收编的。
帕维莱宁脑子飞快转动。他示意工人们把导轨盖起来，自己走到门边，用俄语回答：“稍等，在清点货物。”
他给埃里克使眼色。年轻人会意，悄悄走到仓库另一侧，那里堆着些破旧的木箱。他用力推倒一个箱子，“哐当”一声巨响，在寂静的仓库里像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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