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我准时睁开眼睛。
窗外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但弄堂里已经有了动静——卖早点的摊子生火的噼啪声，倒马桶的车轮轱辘声，还有早起学徒赶工的脚步声。
我没有赖床，利落地起身。背上的伤已经好多了，动作时只有些微的牵扯感。我换上那件最厚实的棉袄，推开房门。
傅文佩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煤球炉子上坐着锅，米香混着水汽弥漫在小小的屋子里。她听见动静，回过头来：“依萍，怎么起这么早？再多睡会儿吧。”
“不睡了。”我走到水缸边舀水洗漱，“今天事多。”
冷水泼在脸上，激得我彻底清醒。我擦干脸，走到桌前，摊开昨晚带回来的那叠地址名录——邮局要求今天继续抄写一百封。
傅文佩把粥端上桌，还有一小碟酱菜：“先吃饭，吃完再忙。”
我们面对面坐下，安静地喝粥。米粒煮得开花，稠稠的，暖意从喉咙一路滑进胃里。这感觉比在陆家吃那些精致但冰冷的早餐踏实得多。
“妈，”我放下碗，“今天上午我去邮局交抄写的活儿，顺便再领明天的量。下午方瑜要带赵太太来看料子，你在家准备准备。”
傅文佩点点头：“好。李副官昨天说，今天他轮休，上午过来帮我把架子彻底固定好，再挂上样品。”
“行。”我快速吃完粥，开始抄写信封。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个个工整的地址排列开来。这活儿枯燥，但能锻炼耐性，更重要的是——它稳定。两百个铜板一天，一个月就是六块大洋，足够我和傅文佩的基本开销。
抄到第三十封时，门外传来方瑜清脆的声音：“依萍！开门！我带好东西来了！”
我起身去开门。方瑜站在晨光里，穿着浅蓝色的学生装，围着白色围巾，手里提着个藤编的篮子。她看见我，眼睛弯成月牙：“就知道你起了！快看看！”
她把篮子递过来。我接过，掀开盖在上面的蓝布——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旧书，书脊上贴着泛黄的标签，大多是英文的。
“这是……”我抬头看她。
“我从学校图书馆整理出来的旧书！”方瑜压低声音，眼睛亮晶晶的，“都是些过时的教材和小说，本来要处理掉的。我想着你英文好，可以拿去看看有没有用。要是能翻译成中文，说不定能卖给出版社！”
我拿起最上面一本。硬壳封面，烫金的英文书名已经磨损：《Modern Business Accounting》（《现代商业会计》），1928年版。
翻开内页，纸张泛黄但完好，字迹清晰。
再往下翻，有《Principles of Economics》（《经济学原理》），《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商业信函写作》），甚至还有几本英文小说——《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Mrs. Dalloway》（《达洛维夫人》）。
“方瑜，”我合上书，看着她，“这些书……真是处理品？”
方瑜眨眨眼：“当然！图书馆要进新书，这些旧版就没地方放了。我跟管理员阿姨关系好，她说让我帮忙处理，我就全拿来了。反正扔了也是扔了，不如给你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我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圣玛丽女中的图书馆管理严格，就算处理旧书，也不可能让学生随便拿走。这丫头，八成是用了什么法子。
“方瑜，”我把篮子提进屋里，“谢谢你。”
“谢什么！”方瑜跟着进来，搓了搓冻红的手，“我就是想着，光靠抄信封、做旗袍，挣的都是辛苦钱。你要是能翻译这些书，那可是技术活，稿费高多了！”
傅文佩端了碗热水过来：“方瑜，快喝点热的，暖暖身子。”
“谢谢阿姨！”方瑜接过碗，在桌边坐下，环顾四周，“哎，这平台真弄好了？鹅黄色的，真清爽！”
“李副官帮忙弄的。”我说，“你今天下午带赵太太来，正好可以看看效果。”
“没问题！”方瑜喝了口水，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依萍，你昨天那篇文章，在我们学校传开了！”
我手一顿：“什么？”
“《申报》啊！那篇《论‘孝道’新解》！”方瑜兴奋地说，“我们班上好几个人都在讨论。有人说写得太激进，有人拍手叫好。教国文的陈先生上课时还特意提了，说这篇文章‘振聋发聩’，让我们思考新时代的家庭伦理。”
我垂下眼，继续抄写地址：“是吗。”
“当然！”方瑜凑近些，压低声音，“依萍，你真厉害。那些话，我想说很久了，但没你敢写。什么‘父慈子孝，慈在前’，什么‘子女非私产’，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
我笔下不停：“写得痛快而已。”
“不止痛快。”方瑜看着我的侧脸，声音轻了些，“依萍，你这文章一出，‘黑豹’这个名字在上海文坛就算露面了。以后要是再投稿，编辑肯定会优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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