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者是接替徐光启暂领工部事务的右侍郎，一位较为务实的技术官僚。他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龙江船厂的成功证明新技术能增强国力；将部分成熟技术（如改进的测量工具、更高效的水力鼓风机图纸、基础力学算法）有限推广，可以提升各地官营作坊的效率和产品质量，尤其有利于军械制造和水利工程；设立试点新式工坊，可探索技术转化民用的途径，或许能开辟新的税源。
但反对者阵营空前庞大。以新任礼部尚书（接替被曹化淳以“勾结邪教、通敌谋逆”罪名下狱论死的周延儒的东林温和派代表）为首，大批翰林、科道言官、乃至部分户部、兵部的保守派官员群起而攻之。
他们的论点层层递进，威力十足：
其一，“奇技淫巧，动摇国本”。 认为过度追求工巧之术，会使民心趋于逐利机巧，轻视农耕根本和圣人经义，长此以往将败坏社会风气，动摇以农为本、以儒治国的立国根基。一位老翰林痛心疾首：“昔日墨子虽善守御，然其学不传，何也？非治国安邦之正道也！今欲以匠作之术广布天下，岂非舍本逐末？”
其二，“与民争利，易启祸端”。 担心朝廷主导的新式工坊，凭借技术优势，会迅速挤垮民间传统手工业者，导致大量匠户失业，流民增加，社会动荡。且技术一旦扩散，难以监管，若被豪强或别有用心者掌握，用以私造器械，后果不堪设想。
其三，“门户之见，学统之争”。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于文官集团对“知识权力”被重新定义的恐惧。传统的上升通道是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如果“工技之学”也能通过朝廷认可、推广并获得实际利益甚至地位，那么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体系和话语权将受到挑战。这触及了士大夫集团最核心的利益。
其四，也是最隐晦的一点，“天外之学，其心叵测”。 虽不敢明指“万识之核”，但不断有人暗示，这些新奇技术来源不明，恐沾染不祥，或为异端学说张目，暗中将争论引向对“天工院”乃至沈敬、徐光启政治正确性的质疑。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面色比殿外的天色更加阴沉。他支持推广新技术，因为他太需要实实在在的力量来稳固江山了。但他也无法忽视如此汹涌的反对声浪，尤其是其中不少论点确实关乎社会稳定和统治根基。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技术之争，更是权力、观念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沈敬作为“天工院”协理，自然在风口浪尖。他没有与反对者进行长篇大论的理论交锋，而是在众臣激烈辩论后，出列陈述了三点，言简意赅：
“一，龙江船厂‘镇远号’一艘船，吓退郑芝龙数十舰，保住东南税赋重地，此为‘奇技’保国之效。二，陕西流民缺衣少食，若新式纺织、农具能增一分产出，或许就能少一个从贼之人。技术之用，在于利国利民，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关键在朝廷引导与掌控。三，所有推广技术，皆经过‘天工院’反复验证，确保其无害、可控、易学，且仅限于工部直属机构及严格筛选的试点，绝无泛滥之虞。至于来源，陛下明鉴，皆为华夏工匠钻研泰西典籍、融汇自身智慧所成，何来‘天外’之说？”
他语气平静，却将争论拉回了最实际的层面：有没有用？安不安全？能不能控制？
崇祯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准予在工部军器局、内府针工局等少数直属机构内，小范围试用部分已验证的新工具与方法；在南北直隶各选一地，由工部和户部共同监管，开办一个“官督商办”性质的试点工坊，摸索经验；同时严令，所有技术图纸、关键工艺不得外泄，违者重处。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但沈敬和徐光启都清楚，旧的利益格局和思想藩篱已被触动，反弹只会越来越强。他们就像在布满暗礁的急流中行船，必须万分谨慎，寻找那条狭窄的、可能通向未来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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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渤海遗珠·汉王的“补天”计划（永乐三年·冬末）
北平西郊，汉王秘庄。地下实验工坊内，温度却远比地上炽热。巨大的火炉轰鸣，精壮工匠赤膊挥锤，锻打着烧红的金属。空气中弥漫着焦炭、金属和汗水的气味。
但工坊最核心的区域，却异常安静。这里被多重石墙隔绝，只有几盏昂贵的鲸油灯提供照明。汉王朱高煦正与几名心腹匠师，围着一个特制的石台。石台上铺着柔软的锦缎，锦缎之上，正是那片从“龙王坳”打捞上来的、带有螺旋纹路的奇异“禹墟”碎片。
碎片只有巴掌大小，厚度不足半指，通体呈现一种温润的灰白色，非玉非石，表面那些天然的螺旋纹路在灯光下似乎有极细微的光晕流转。旁边摆放着各种工具：精钢刻刀、金刚石钻头、酸碱试剂、甚至还有几块用于测试磁性的磁石。但所有试图在碎片上留下痕迹或分析其成分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它坚硬无比，不惧刀刮火燎，不溶于王水，也无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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