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网成功的喜悦尚未散去，另一股潜流却在帝都洛阳悄然涌动，并迅速扩散至金陵、广州等开放口岸。
万国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像打开了一道闸门。除了商人、工匠、学者，各种宗教信仰的传教士也混杂在人群之中，来到了这片在他们眼中“富庶但未开化”的东方土地。其中，尤以基督教（主要是聂斯托利派，即景教，以及少数罗马公教教士）和伊斯兰教的传教士最为活跃。
最初，他们谨慎地接触少数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士子、商人，甚至一些底层民众，赠送精美的圣经（阿拉伯语或拉丁语）、古兰经抄本，宣讲教义，展示“神迹”（简单的光学或化学把戏），并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传教士往往略通医术）或小额施舍。
他们的教义中关于唯一神、末日审判、救赎、平等（在神面前）的观念，对于部分厌倦了传统儒家礼教繁琐、或对佛道产生怀疑、或生活困顿寻求精神寄托的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一些与西方商人打交道较多、见识了外部世界的年轻读书人和市民，开始对这些“外邦奇谈”产生兴趣。
冲突首先在金陵爆发。一名激进的罗马公教传教士在公开布道时，不仅宣扬上帝唯一，更公然抨击华夏祭祖、礼敬孔子为“崇拜偶像”，是“堕入魔鬼的陷阱”。这立刻激怒了当地的儒生和士绅。双方从辩论发展到推搡，最后引发了一场数百人参与的斗殴，传教士的住所被砸，数人受伤。
消息通过新开通的电报线（金陵-洛阳段已试用）迅速传到洛阳。几乎同时，洛阳本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伙穆斯林商人在市坊一角进行每日礼拜，引起了大量市民围观和议论。一些本土的僧侣、道士指责他们“怪力乱神”、“不敬华夏正神”，双方爆发口角。
更棘手的是，这些外来宗教的传播，与大明国内正在兴起的“实学”思潮（注重格物致用、批判空谈性理）以及朝廷推行的《三层次令》（强化华夏文明核心）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碰撞。
一部分激进实学分子，认为这些外来宗教与僵化的理学一样，都是“虚妄迷信”，都应被“格物之理”扫入垃圾堆。而保守的儒生，则将其与实学一并视为“礼崩乐坏”的祸根。外来宗教则在夹缝中，时而与实学联合批评儒家保守（在反对偶像崇拜、注重实际方面），时而又因“有神论”与实学的“唯物”倾向发生冲突。
情况汇报到吕布面前。他召集了贾诩、徐庶、新任礼部尚书管宁（名士，德高望重）以及宗教事务相关的官员商议。
“陛下，此风不可长！”管宁痛心疾首，“华夏之地，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焉容夷狄鬼神之说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必生乱阶！臣请下旨，严禁外邦邪教传播，驱逐传教士，焚毁其经卷！”
贾诩则更冷静：“管尚书所言，堵不如疏。外邦之人，怀信仰而来，若一味严禁驱逐，恐伤陛下开放包容之圣名，亦可能引发外交事端（如与拜占庭、阿拉伯的关系）。且信仰之事，源自人心，强压未必能绝。”
徐庶道：“臣以为，关键不在于外邦有何信仰，而在于我华夏文明自身能否提供更强大、更吸引人的精神归宿。陛下复兴稷下学宫，倡百家争鸣，推实学致用，皆是为此。今外教传入，恰是一面镜子，可照见我华夏精神世界之不足——或空谈性理，脱离百姓；或迷信鬼神，愚昧不堪。当借此契机，整顿内学，使之更贴合人心，更关怀现世。”
吕布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这个问题很敏感。他当然不希望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大明扎根，那将从根本上动摇华夏文明的根基。但简单粗暴的禁止，不符合他“文明引领者”的形象，也可能扼杀思想活力。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吕布缓缓开口，“朕有数策：第一，即刻颁行《外邦宗教管理令》。凡外邦宗教欲在大明传播，必须在礼部‘宗教司’登记备案，领取传教许可。其教义典籍，须翻译成汉语，并经宗教司审查，剔除攻击华夏文明、煽动叛乱、违背人伦之内容，方可刊行。未经许可私自传教、刊印经卷者，依律惩处。”
“第二，划定‘宗教特区’。于洛阳、金陵、广州等口岸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允许登记在案的外邦宗教建立礼拜场所，但规模、形制需受限制，且不得在特区外公开举行大型宗教活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吕布目光锐利，“强化华夏文明自身的精神建设。命稷下学宫牵头，编纂《华夏精神读本》，融合儒家仁政、道家自然、墨家兼爱、法家规则、实学致用之精华，阐述新时代的华夏价值观——敬天法祖但不迷信，仁爱孝悌更重实践，格物穷理以利民生，心怀天下以谋大同。此书要深入浅出，面向所有识字百姓，免费发放。同时，在各州县广设‘文华宣讲所’，由学宫弟子、优秀官吏定期宣讲，与百姓问答互动。”
“第四，鼓励佛、道等本土宗教进行‘现代化’阐释，去除过于玄虚荒诞的部分，强调其修身养性、劝人向善、保护自然（道家）的积极面，并可适度吸收一些外来宗教的组织和传播方法。”
他顿了顿：“我们要让百姓明白，大明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堂承诺，而是一个在现世就能通过努力获得的、有尊严、有希望、有保障的美好生活。同时，也尊重个人在私人精神领域的探索自由，只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如此，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众人闻言，细细品味，皆觉此策刚柔并济，既维护了主体文明，又保持了开放气度，更着眼于根本建设。
“陛下圣明！”
《外邦宗教管理令》迅速颁布。初期引起了一些传教士的抗议和部分外国使节的说情，但在大明强大的国力和明确的规则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妥协登记，接受审查。洛阳城南划出了一片“万国信仰区”，基督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等相继在限定范围内建立，成了新的“景点”。
而稷下学宫编纂《华夏精神读本》和推广“文华宣讲所”的工作，则如火如荼地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与信仰的竞争，在华夏大地上悄然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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