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随之而来。
首先是在查抄王别驾家产时，遭遇了其家丁族人的“护院”抵抗，虽然被东宫侍卫镇压，但已显露出地方势力的嚣张气焰。
随后，在审讯过程中，涉案官员要么矢口否认，要么将罪责推给已经“病故”或“失踪”的下属，审讯进展缓慢。
更麻烦的是，朝中的御史台开始收到大量弹劾冯仁的奏章。
有的说他“滥用职权，酷烈扰民”，有的说他“纵兵抢掠，惊扰地方”，甚至还有说他“借机排除异己，构陷忠良”。
这些奏章虽大多空穴来风，但却成功地在长安营造出一种对冯仁不利的舆论氛围。
连一向支持冯仁的长孙无忌也私下找到他，委婉地提醒：“冯尚书，办案固然要紧，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水至清则无鱼啊。
如今朝中非议甚多，陛下虽信任你，却也难免受到影响。”
冯仁深知，这是地方势力及其在朝中的保护伞发起的反扑。
他面见李世民，将查获的证据和李治共同整理的案情概要呈上。
“陛下，非臣酷烈，实是蛀虫之害已深入肌理。若不用猛药，不足以祛沉疴！
沧州一案，所涉粮秣足以供应一支偏师数月之用！
此风不止，东征大业危矣！
臣恳请陛下，圣心独断，支持臣一查到底！”
李世民看着那些确凿的证据和冯仁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一旁李治，最终下了决心。
他当着冯仁的面，将那些弹劾的奏章扔到了一边：“朕既授你权柄，便是信你！放手去做！
朕倒要看看，是谁在阻碍东征大计！
太子你也全程跟着，好好学学，什么是治国，什么是除奸！”
有了皇帝的明确支持，冯仁和李治底气更足。
他们调整策略，不再单纯强攻，而是选择重点突破。
他们从已经崩溃的王别驾口中，撬出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和赃款流向，然后顺藤摸瓜。
同时，冯仁利用改进漕运管理的名义，从长安调来了一批精通算学和物流管理的年轻官员，充实到关键岗位，逐步替换掉那些有嫌疑的官吏。
李治则利用太子的身份，亲自接见那些确有冤情或敢于揭发的底层吏员和百姓，给予保护和奖励，鼓励他们站出来。
双管齐下，案件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条从地方到长安某部司官员的贪腐链条逐渐清晰起来。
就在冯仁准备深入追查长安方面的保护伞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一名负责押送重要账本和证人回长安的东宫侍卫小队，在途中遭遇“山匪”袭击。
账本被焚毁，证人被杀，侍卫伤亡惨重。
消息传来，冯仁、李治震惊。
这已经不是贪腐，而是赤裸裸的藐视王法，公然对抗！
“他们狗急跳墙了！”李治又惊又怒。
冯仁面色凝重：“这说明我们摸到了他们的痛处，也意味着……真正的大家伙，要浮出水面了。”
他立刻下令，将所有剩余的重要证人和证据严加看管，同时八百里加急向李世民汇报此事。
李世民得知后，龙颜大怒，在朝会上厉声训斥：“匪患？天子脚下，漕运之畔，哪来的如此猖獗的山匪？！
分明是有人无法无天，欲盖弥彰！
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给朕彻查！无论涉及到谁，一查到底！”
李二的态度如此鲜明，朝中的非议之声瞬间小了许多。
那些原本还想为同僚或门生求情、施压的官员，纷纷偃旗息鼓，甚至开始切割自保。
在三司介入和冯仁、李治的不懈努力下，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最终，沧州别驾等数十名地方官员被判处斩刑或流放，家产抄没。
朝中也有两名五品官员、数名六七品官员因受贿、包庇、通风报信而被罢官夺职，投入大牢。
河北、山东官场为之一肃。
冯仁趁势推行改进的漕运管理和征发制度，明确标准，简化流程，增加透明度，并设立了由中央直管的监察小组。
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贪腐，但效率大大提高，民怨迅速平息。
经过数月的艰难整顿，当春天来临，运河解冻之时，河北、山东的漕运再次变得繁忙起来。
但这一次，征发的民夫拿到了足额的口粮和赏赐，运送的军粮物资损耗大幅降低，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
站在沧州码头上，看着满载物资的船只缓缓北去，冯仁和李治都松了一口气。
“先生，此次真是险象环生。”
李治感慨道：“若非父皇支持，先生果决，恐怕此事难以善了。”
“殿下也成长了许多。”冯仁欣慰道：“治国便是如此，不仅要有仁心，更要有霹雳手段。殿下此次亲历，远胜读十年圣贤书。”
李治点头，目光变得更加坚毅：“孤明白了。只是……长安那未完全揪出的保护伞……”
冯仁望着滚滚运河水流，低声道：“水至清则无鱼，有时，知道是谁，比立刻揪出来更有用。陛下心中自有乾坤。眼下，东征筹备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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