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皇太极见昌黎城防坚固，再攻下去只会徒增伤亡，只得下令撤军。
撤军前，他下令焚烧昌黎城郊的房屋，以此发泄怒火。
此时，祖大寿派来的辽军骑兵已抵达昌黎附近，见后金撤军，立即展开追击，缴获了一批牛马和军械。
十六日，左应选派人赶赴山海关，向孙承宗请求支援火药和铅弹。
孙承宗当即命人送抵，并在给左应选的书信中称赞道：“公以一县之力，拒数万胡虏，真乃忠臣义士也！”
随后，左应选得知城外凤凰山云峰寺聚集了一伙白莲教众，趁乱劫掠百姓，便派乡兵前往围剿，焚毁寺庙，肃清了昌黎周边的隐患。
至此，昌黎守御战以明军胜利告终，左应选也因功被朝廷擢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
昌黎战事平息后，孙承宗将目光投向了乐亭。
乐亭位于滦州东南，濒临渤海，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粮屯之地，若被后金控制，将严重影响明军的粮草供应。
正月二十七日，滦州的后金军队果然有所动作，派图尔格依、库尔禅、高鸿中三位将领，率领数百名士兵前往乐亭，试图劝降城内官民。
后金军队途经距滦州五十里外的凌河各村时，见百余村民手持棍棒聚集，以为是反抗力量，便强行下令村民剃发留辫，归顺后金。
村民们迫于压力，只得顺从。
待后金军队抵达乐亭城下时，却见城门紧闭，城头布满守军，城墙上悬挂着“大明乐亭”的旗帜。
后金将领派人将劝降信函射上城头，要求城内官员速速投降，否则将率军攻城。
城上的乐亭官吏并未立即答复，仅让后金使者“稍等片刻，容我等商议”。
后金军队在城下等到深夜，仍未得到回应，只得撤兵返回滦州。
沿途经过凌河各村时，发现村民均未剃发（后金撤军后，村民便将辫子剪掉），不禁心生疑虑，却也未深究。
二月初四，滦州后金军队见乐亭迟迟没有回应，又想出一计：在乐亭城南三十里外的推城、邱口庄，找到五名贪图富贵的村民，赏赐他们白银十两及后金的告示、令旗，让他们返回乐亭劝降城内官民。
这五人欣然应允，当即剃发留辫，前往乐亭。
此时，孙承宗早已预判后金会对乐亭采取招降策略，已派蔡可贤、孙定辽、张存仁三位将领率领一千名骑兵，都司刘雄率领五百名步兵前往乐亭驻守。
不料，辽军抵达乐亭城下时，竟也遭到了乐亭官吏的拒绝——与昌黎左应选不同，乐亭官吏并非怀疑辽军，而是暗中与后金有勾结，担心辽军入城后识破其阴谋。
辽军将领察觉事有蹊跷，便在城外潜伏观察。
不久后，他们发现两名生员、三名官吏组成的队伍从城内走出，前往城下的古祠，而那五名被后金收买的村民早已在祠中等候。
乐亭官吏竟在古祠内设宴招待这五人，席间还传阅后金的招降信函。
辽军将领当即下令出击，将这八人全部俘获，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后金的招降信函及印信。
面对确凿证据，乐亭官吏仍试图狡辩，甚至拿出五十两白银贿赂辽军将领，请求“保密此事”。
辽军将领严词拒绝，将俘获的八人押回山海关，向孙承宗禀报。
孙承宗大怒，当即下令：“乐亭官吏通敌叛国，若不及时处置，恐生大变！”
二月初七，孙承宗派五百名炮兵与一千名骑兵赶赴乐亭，务必确保乐亭控制权。
辽军行至乐亭城外时，远远望见千余名村民头戴后金帽子、挥舞后金旗帜，前来“迎接”——这是乐亭官吏为讨好后金，故意组织村民制造的假象。
辽军将领见状，立即下令冲锋，夺下村民手中的旗帜，斩杀了几名带头的官吏亲信，其余村民四散奔逃。
辽军顺利进入乐亭城后，立即控制了城门及官署，将暗中通敌的官吏全部逮捕。
随后，炮兵在城头布置火炮，骑兵在城内巡逻，迅速稳定了乐亭的局势。
滦州后金军队久等乐亭消息，却始终没有回音，意识到劝降计划失败，加之此时明军在京东的防御愈发严密，只得放弃对乐亭的图谋。
建昌位于山海关西北，是长城冷口的重要依托，若建昌失守，冷口将直接暴露，后金可从冷口入关，威胁山海关的侧后方。
因此，皇太极一直试图控制建昌。
正月二十二日，他派人携带二千两白银，暗中收买建昌城的武将，承诺“若归顺后金，必封高官厚禄”。
建昌守备张文贤见利忘义，当即应允，暗中联络了一批将领，准备献城投降。
正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令张文贤率部驻守长城冷口，配合后金侦察明军动向，为后续进攻做准备。
张文贤的叛变，让建昌城陷入了“外无援兵、内有内奸”的危险境地，而孙承宗最初对此一无所知。
二月初，孙承宗在犒赏山海关附近台头、燕河等堡垒的明军时，偶然从一名建昌逃来的士兵口中得知了张文贤通敌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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