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夫人那边也派人送了信过来说老孙那里已经安排好了,案子定在三天后重
接下来的两天,刘主事那边果然派人来通知说案子提前了一天上头有人催着结案,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个案子有一个关键证人,老赵。
常悦从钱掌柜那里了解到,能有如此精妙做假手艺的人并不多,安乐县那种小地方更是只有一个。
顾城被人诬陷的天衣无缝,大概率就是老赵做的手脚。
常悦得到消息的时候迅速赶去赵夫人家。
但她得到的是噩耗。
“但老赵上个月死了。中风,瘫了几天,没救过来。”
常悦转过身。
“他死了?”
“死了。”赵夫人说,“所以现在没人能证明那幅画上的落款是后加的。”
常悦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棵桂花树。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她的头发轻轻动了一下。
她想到老赵死之前会不会留下什么。
老赵这辈子大概就是靠着这门手艺活着的,精于做旧,精于仿制,精于在别人的作品上动手脚。
他活了一辈子,靠这个吃饭,最后也死在这上头。
她把这些告诉赵夫人。赵夫人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说,老赵可能还有别的东西留下来?”
“他是做裱画的。这种人一定会留模板。他仿过的落款,刻过的印章,拼过的纸,他不可能全扔掉。”常悦说,“他死了,他徒弟还在。”
赵夫人的眼睛亮了一下。“我记得钱掌柜提过,他确实有个徒弟,姓何,现在在城南开了一家小裱画铺子。”
常悦当天下午就去了城南。
何记裱画铺子在一条窄巷子里,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布幌子,写着“何记装裱”四个字,字是手写的,笔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
常悦推门进去,里面很暗,靠墙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毡垫,毡垫上有一把裁纸刀、一瓶糨糊、几根竹签。桌后面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灰布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一把毛刷,正在给一幅画上浆。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常悦一眼。
“裱画?”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每天都有人来,不稀奇。
“不是。”常悦说,“我来找东西。”
年轻人放下毛刷,走到桌子前面,两只手撑在桌沿上,看着常悦。“找什么东西?”
“老赵的东西。”
年轻人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慌,是一种警惕。他往门口看了一眼,确定没有人跟进来,然后往后退了半步,靠在墙上。
“我师父的东西,都在柜子里锁着。”他说,“你找他的东西干什么?”
常悦说:“顾尘你知道吗?”
年轻人沉默了几秒。“知道。”
“他被人陷害了。老赵在那幅画上加了落款。我需要证明那个落款是后加的。”
年轻人没有说话。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墙角,从柜子底下拖出一个木箱。木箱很沉,他拖得有些吃力,放在地上时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打开锁,掀开盖子。里面全是纸——大大小小的纸,有的发黄,有的发白,有的上面印着印章的样式,有的贴着碎纸片,像是试验用的。
他翻了一会儿,从最底下抽出一张纸,递给常悦。
纸上盖着一方印章,印文是前朝一位画家的名字。常悦不认识那位画家,但她认得出那方印的印泥颜色,跟那幅画上的落款是一样的,暗红色的,微微发褐,不是朱砂那种鲜亮的红。
“这是我师父上个月刻的。”年轻人说,“他说有人找他加一个落款,他刻了一方新印,用了三天才把颜色做旧。印泥是我调的,用的是陈年的朱砂,加了一点赭石粉,让颜色看起来像是过了几十年的。他试了很多次才做到跟真的一样。”
常悦把那方印章的拓印翻来覆去地看。暗红色的印泥,边缘微微晕开,像是时间久了自然扩散的样子。但她凑近看,能看到晕开的痕迹是均匀的,每一处都一样,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像是人为控制的。
“你能不能出庭作证?”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糨糊干了的白印子。“我师父死了。我说什么,别人都会说我是为了出名乱说的。”
“你手上有没有老赵留下来的记录?他刻这方印的时候,有没有画过草图,写过关於落款的笔记?”
年轻人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那个木箱前,翻了很久。他翻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封皮是牛皮纸的,边角卷起来了。他递给常悦。
册子里是老赵的字迹。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条都记得很清楚。他在某页画了一方印章的草图,旁边写着“前朝某画家名号,尺寸,阴阳纹”。另一页写着“印泥调配,陈年朱砂三钱,赭石粉一钱,调和后静置三日,颜色最似旧印。”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此单收费五十两,买方姓郑,自称替人办事。”
常悦把册子合上。
“我去刑部。”
年轻人叫住了她。“姐,你等一下。”他走到灶房,端了一碗水出来,递给她。“我师父这辈子没少干坏事。但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他对不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现在我知道了。”
常悦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有一股铁锈味。
她走出裱画铺子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斜斜地照在巷子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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