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勃、陈平等人的努力下，刘氏皇族赢得了胜利，西汉终于回到了刘家子孙手上，从而进入第五、六任皇帝统治的“文景”时代，换言之，汉朝的第2，3，4任皇帝都只是徒有虚名。“吕后专权”虽造成了一定祸患，汉朝还是有惊无险地延续了下去，这过程中汉朝还是“幸运”的。
也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的重用外戚。更不巧的是，一方面汉武帝雄才伟略，有他在压阵，外戚们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浪，另一方面，‘卫霍’两家的外戚也都是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能臣猛将，不但没有带来不利影响，反而创下了赫赫战功，使汉朝成为了真正的东方帝国。
早期汉武帝刘彻刚即位不久，汉朝朝政实际上也由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把持着，该期间，窦太后曾多次左右朝政，甚至可以随时撤换皇帝，作为皇帝的刘彻实际上也是傀儡一个。幸运的是，由于窦太后始终忠于属于刘家，尽管依附着她的窦家势力很强大，但汉朝并没有“姓窦”的趋向。
后期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曾依赖卫青、霍去病等“亲家”先后多次出击匈奴，在“卫霍”家族权高位重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威胁到刘家天下，幸运的是，在汉武帝的帝位几乎后继无人的时候，霍光也非常有责任地担起了他的托孤使命，如果他任人不当的话，汉朝在那时候很容易就易姓。
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卫霍”家族可谓不折不扣地撑起了半个汉朝。汉宣帝的即位其实也是“卫霍”权力下的结果，出现这样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皇帝，西汉中期的“霍氏专权”起到了非常关键、积极的作用。
或许正史因为这几次情况不但没有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甚至就算有些端倪也在爆发之前就被消弭了，甚至同样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后继的汉帝自然觉得外戚是非常可信的存在，对他们信任有加，不加提防，那么接下来的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汉元帝时期，由于皇帝刘奭盲目信任外戚史高，同时又极其依赖宦官集团，结果导致了“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的斗争。这期间，汉朝的外戚虽没达到“专权”程度，但汉元帝却因自己过分依赖外戚及宦官导致了威权旁落，朝政逐渐失去控制，许多匡扶汉室的儒臣被杀的杀贬的贬，西汉从此走向了没落。很不幸地，汉元帝时候出了个“王皇后”王政君，当时的她虽然还没参与“专权”，但她却是后来导致西汉灭亡的“专权炸弹”。
接下来的典故自然不用多说‘王氏专权’带来的自然就是王莽篡汉的事情了。这一次，终究因为外戚专权造成了巨大的动荡。
从吕后开始，到窦太后、霍光，汉朝政权虽一度掌握在异姓外戚手上，但汉朝始终还是姓刘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外戚专权先河，因而汉朝皇帝一直不怎么限制外戚们的权力。如果说有卫家、霍家这样的外戚是幸运的，那么到了王氏外戚时，汉朝的这种好运就到头了。
不过，王莽的“代汉”似乎仅为了给刘家子孙一个教训，汉朝的气数还盛得很，这不，刘秀接管天下后，这江山还是属于刘邦子孙的，这个教训也只能说是不轻不重的。
但是毕竟有了外戚专权的教训后，东汉中期以前一直对这方面权力有着相当程度的限制，汉朝又因此往后延绵了许多年。
那么这里就要说最后一个集团了——宦官！
因为有了外戚专权的教训，汉帝也开始限制外戚的权利了。但是，相对于外戚来说，士人并不是十分值得依仗的势力，毕竟不是‘自己人’，那么这样一个值得信任‘身边人’扶植出来岂不正好？
所以在东汉中后期后，虽说多由幼主临朝，政权多落人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之中。但是到了皇帝成年后，不甘于外戚专权局面，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于是便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政变，这样，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团而操纵政权。
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
再加上由于宦官没有社会基础，没有政治才干，因而导致政治更加腐败。比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团起而反对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反击和镇压，因而导致了党锢之祸，使东汉统治日趋腐败，政局更加混乱。
可以说，其本身的社会基础、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对天下带来的利弊多少。
士人毕竟大多数都是读书人，终究是比较靠谱的家伙，道德修养稍微靠谱一点的话，很少会出现问题。事实上，忠臣良将出身士大夫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至于外戚，这个就要看个人自己的道德修养、学识素质之类的情况了。
像是‘卫霍’两家就是这个道理。而相对来说，有些和皇帝根本没有‘门当户对’，骤然获取巨大的权利，根本没办法驾驭，那无疑就相当于小儿驾驶着全力狂奔的马车，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坠入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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