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曾和陶小霜说起的那样，孙齐圣从不相信现实中有那么多所谓的巧合——其实99%的‘巧合’都是人为的必然和庸人的无知罢了。
所以，当陶海就藏在松江、老张就是张发贵、奇怪母子的古怪行为、还有昙花一现的周胡斌，这四个线索一起出现时，孙齐圣的脑海里立时出现了隐约的连线。于是在陶小霜和两个公安见面的第二天，孙齐圣就坐车去了一趟松江。
到了松江，孙齐圣直接去了红星食堂。他吃了碗面祭了五脏庙后，进了后厨。这时刚过10点钟，生意清淡，后厨里两个煮面师傅正在撩闲，孙齐圣向两人散了两根烟，接着问了几个关于集市的问题。
抽着8毛一包的好烟，又被城里来的青年左一个大师傅右一个请教的捧着，两个厨师的嘴不知不觉就没了把门的。
“那个张发贵和住他隔壁的傻子老婆洪春肯定有一腿……”
“我也觉得是，那洪春在张发贵被枪毙前突然就进城了，肯定是得到什么风声了……”
半个小时后，孙齐圣去了镇上唯一的图书馆。从洪春的同事那里，他知道洪春有一个神秘的亲戚，正是这个亲戚把大字不识一个的洪春安□□了图书馆。
然后，孙齐圣去了张发贵的院子，那里的门上还贴着封条。孙齐圣从墙上翻了进去，只见院子里狼藉一片。他很快就找到了通向隔壁的小门。从那小门他进了隔壁的院子，半个月前洪春就住在这里。而现在当然是人去楼空了。院子里空荡荡的，连晾衣绳都收走了，只有地上留有不少瓦罐和器具搁置的痕迹，看来洪春一家三口走得并不急促：一个女子带着又傻又瘫的丈夫和还有生病的儿子，要收拾得这么干净，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弄好的事。
最后，孙齐圣去了邮局。他先在邮局里选了一个‘大嘴巴’的办事员，然后想办法和他搭上了话，拐着弯问起了周胡斌。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在邮局里孙齐圣获得的有用信息寥寥：在市邮政局做副科长的周胡斌和这里的局长是好朋友，常来找局长喝酒下棋，所以大约半个月他就会来一次松江。
在来松江前，孙齐圣就猜测那对母子口中的‘爸爸’可能就是周胡斌，这事没有证据，只是孙齐圣的直觉，所以他来松江找证据。可惜来的有些晚了：洪春一家已经搬走了，而公安局的抓捕行动弄死了张发贵，还让镇上原本九假一真的流言发酵到一点真相也打听不到的程度——无论真话假话，总是越传播越走形的。
不过，孙齐圣不是警察，他给人定罪不需要证据，一番探查后，他已经基本确定周胡斌就是那封匿名信的幕后主使。
回到虹口后，他立刻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陶小霜。说这话时，两人一个带着采秀迎泰，一个带着佰岁、朱大友，正在四川北路上压马路。
“天啊！周胡斌他……”陶小霜惊得声音都大了八度，“他为什么要……我又没有看见他！”说到这里，陶小霜突然有些明白了，“他是不是疑人偷斧之心在作祟呀，以为我看见了他，所以要写信害我？”
“我猜他十之八/九是因为你看见了他的背影，所以心虚得不敢和你打照面。你不是说大年初二你会去高家吗？他作为女婿那天也会去的。”
“就因为怕我认出来，他就要把我弄成黑五类呀！周胡斌这人简直坏得流脓！”陶小霜气得脸都红了。虽然孙齐圣说他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这事，但陶小霜相信孙齐圣的判断和直觉。
怒气勃发中，她的脑子运转得飞快，“他能写匿名信，我们也能。我们也给公安局写封信，信上就写‘周胡斌和洪春是情人，是他指使张发贵写的匿名信’。”
孙齐圣好笑的摇头，“这信要这么写，公安立刻知道是你写的，好伐？”
“啊！对呀，这么写就暴露我见过洪春的事了。”陶小霜轻轻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那就写：周胡斌指使张发贵写的匿名信。这个怎么样？”
“这个行，”孙齐圣点头，“我明天就跑一趟邮局。”所谓匿名信，其实有两种写法。一种不拘形式，卷成卷揉成团，直接往举报单位里塞就行；而另一种，则是写成信件通过邮局寄送，这种其实是有名字的——没名字邮局不给送呀：假名假地址，只有收件单位是真的。孙齐圣可不会傻到跑去公安局塞匿名信，他自然是选第二种方式。
……
港务局在沪北的公房位于虹口区和杨浦区交界的码头旁，是品字形的三栋旧式公寓，高家分到的两室一厅就在品字右‘口’上那栋公寓的三楼。
这天下午，高三梅散乱着头发，人如呆鸡似的坐在高家的客厅里。她的左边坐着高家人，右边则坐着周家二老和周胡斌的两个兄弟。两家人吵了论了大半天，如今正等着高三梅说句话。
高三梅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周胡斌，感觉这两天的遭遇像是在做梦：前天，公安局秘密带走了周胡斌，自己不知道在家里急了一晚。第二天才得到了邮政局的通知，然后自己叫来了弟弟四海，两人正要去公安局，周胡斌却被放了回来；接着是周胡斌痛哭流涕的坦白——这是他/妈的、狗屁的坦白！要不是公安局查到了那个白鹰和洪春，他周胡斌会吐一个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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